2011年01月14日 10:43管理学家【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文|王巍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
认知：去妖魔化从2002年起，中国并购年会已经进行了八届。前几年，我们主要是把并购作为一个正面事情来宣传、解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并购不熟悉，并购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鉴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公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市场价值分析和市场的手段来替代行政手段这只“闲不住的手”，无疑会遭遇一定的阻力。同时，在民众认知里，存在一定的民粹主义，对譬如凯雷对徐工的收购，无疑是心怀敌意和阴谋论解释的。第三，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并购的成功率低。因此，并购的公众形象很是不佳。
然而，最近几年，并购的公众形象极大地得到了提升，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央企海外并购活动日趋频繁，主权财富基金——中投的成立，国家层级对并购行为的认可、支持，使得并购与贪婪、巧取豪夺这样的标签日益剥离。
过去十年来，从观念上妖魔化并购，变成从中央主流积极推动，并购从一个过去被打压的东西，被排斥的东西，变成了主流的调整重组产业的一个工具。
微观基础
过去十年，并购活动日益频繁的一个基础是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微观基础的作用正日益强化。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外资企业可以直接到中国投资，因此有了在股权层面重新规划其中国战略的冲动和制度基础，从而运用并购的方式对以前的合资、合作企业进行改组。最明显的是上海贝尔，它是第一个外资进中国，用法律手段，用并购的手段来固化、调整其早期中国市场战略的。三十年开放，前二十年是合资协议，合资协议不是公司，只是一个协议，而且基本到期了。这种洗牌的过程中，给我们强烈的冲击，很多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一系列的案例出现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与达能的纷争。
这十年，前五年，我称之为国退民进；后五年，我称之为国民共进，但是国进的速度、比例远远超过民营企业。这中间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使得一批民营企业家接手了原来有些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发展得非常迅速，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国企“抓大放小”，强化央企的力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和实力。
博弈平台建立
并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日益成熟，也即博弈的平台搭建起来了。首先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股票、上市公司和PE市场，并购的市场，地方产权市场这都出现了一大批的交易平台，并信息网络化了。然后是财务制度、法律制度等的完善。再次，传媒发展起来了。传媒为不同观点、不同立场进行交互提供了平台，社会相对透明度要高许多。只有相互了解才能降低风险，才能寻求共识，实现共赢，才不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你生我死，而是进行交易。第四，各种论坛、协会等社会的力量日益增强。我们并购已经正式宣布了包括日韩的亚洲并购公会协会的发起。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大家不知道并购怎么样，现在已经开始了中日韩三方的交流，要建立亚洲并购协会，已经成为亚洲的力量。总之，在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已经造就了最基本的并购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企业家的魅力
并购行为是一个非常个案化的交易行为。它是一个体现企业家视野、技巧、个人魅力和妥协精神的活动，是一项高度艺术化的、类似变形金刚的、有别于一般资本交易行为的活动。在高度艺术化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旗帜鲜明、个性独特的并购人物。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在我们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的背景下很难得。过去十年，我们看到黄光裕、唐万新、傅成玉、王建宙、马云、李书福等等并购人物。企业家个人的魅力是并购潮起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实际上导致社会非常的柔性，变化多端，进一步强化了环境的变化，人可以制造差别、改变人，产生了大量的创业者，投资家，企业家，金融家。创业者，创业家，企业家，投资家，金融家将在这个市场大量涌现，由此带来的观念，再进入各个行业，将出现一大批产业领袖，他们将改造中国未来。
我不太同意那种认为大部分并购都失败的论调。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发展时代，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因此你必须要下水，不能因噎废食。并购失败的案例肯定会有，问题永远会有，但是不去应对，不去解决问题，将对国家造成更大的问题。永远战战兢兢，但是要奋勇向前，尽管战战兢兢还是要前行，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并购的希望。而且，事实上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并购都是成功的，如果不成功不可能全世界人前赴后继？(本文由本刊编辑邓中华根据采访整理，并经作者确认)
认知：去妖魔化从2002年起，中国并购年会已经进行了八届。前几年，我们主要是把并购作为一个正面事情来宣传、解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并购不熟悉，并购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鉴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公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市场价值分析和市场的手段来替代行政手段这只“闲不住的手”，无疑会遭遇一定的阻力。同时，在民众认知里，存在一定的民粹主义，对譬如凯雷对徐工的收购，无疑是心怀敌意和阴谋论解释的。第三，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并购的成功率低。因此，并购的公众形象很是不佳。
然而，最近几年，并购的公众形象极大地得到了提升，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央企海外并购活动日趋频繁，主权财富基金——中投的成立，国家层级对并购行为的认可、支持，使得并购与贪婪、巧取豪夺这样的标签日益剥离。
过去十年来，从观念上妖魔化并购，变成从中央主流积极推动，并购从一个过去被打压的东西，被排斥的东西，变成了主流的调整重组产业的一个工具。
微观基础
过去十年，并购活动日益频繁的一个基础是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微观基础的作用正日益强化。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外资企业可以直接到中国投资，因此有了在股权层面重新规划其中国战略的冲动和制度基础，从而运用并购的方式对以前的合资、合作企业进行改组。最明显的是上海贝尔，它是第一个外资进中国，用法律手段，用并购的手段来固化、调整其早期中国市场战略的。三十年开放，前二十年是合资协议，合资协议不是公司，只是一个协议，而且基本到期了。这种洗牌的过程中，给我们强烈的冲击，很多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一系列的案例出现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与达能的纷争。
这十年，前五年，我称之为国退民进；后五年，我称之为国民共进，但是国进的速度、比例远远超过民营企业。这中间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使得一批民营企业家接手了原来有些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发展得非常迅速，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国企“抓大放小”，强化央企的力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和实力。
博弈平台建立
并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日益成熟，也即博弈的平台搭建起来了。首先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股票、上市公司和PE市场，并购的市场，地方产权市场这都出现了一大批的交易平台，并信息网络化了。然后是财务制度、法律制度等的完善。再次，传媒发展起来了。传媒为不同观点、不同立场进行交互提供了平台，社会相对透明度要高许多。只有相互了解才能降低风险，才能寻求共识，实现共赢，才不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你生我死，而是进行交易。第四，各种论坛、协会等社会的力量日益增强。我们并购已经正式宣布了包括日韩的亚洲并购公会协会的发起。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大家不知道并购怎么样，现在已经开始了中日韩三方的交流，要建立亚洲并购协会，已经成为亚洲的力量。总之，在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已经造就了最基本的并购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企业家的魅力
并购行为是一个非常个案化的交易行为。它是一个体现企业家视野、技巧、个人魅力和妥协精神的活动，是一项高度艺术化的、类似变形金刚的、有别于一般资本交易行为的活动。在高度艺术化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旗帜鲜明、个性独特的并购人物。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在我们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的背景下很难得。过去十年，我们看到黄光裕、唐万新、傅成玉、王建宙、马云、李书福等等并购人物。企业家个人的魅力是并购潮起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实际上导致社会非常的柔性，变化多端，进一步强化了环境的变化，人可以制造差别、改变人，产生了大量的创业者，投资家，企业家，金融家。创业者，创业家，企业家，投资家，金融家将在这个市场大量涌现，由此带来的观念，再进入各个行业，将出现一大批产业领袖，他们将改造中国未来。
我不太同意那种认为大部分并购都失败的论调。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发展时代，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因此你必须要下水，不能因噎废食。并购失败的案例肯定会有，问题永远会有，但是不去应对，不去解决问题，将对国家造成更大的问题。永远战战兢兢，但是要奋勇向前，尽管战战兢兢还是要前行，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并购的希望。而且，事实上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并购都是成功的，如果不成功不可能全世界人前赴后继？(本文由本刊编辑邓中华根据采访整理，并经作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