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治理“G时代” 

    “G时代”正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新现象。在联合国框架下，有著名的“争常”联盟G4，在人权领域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相同理念集团”，在气候谈判领域则有“伞形集团”、“基础四国”以及“三大新兴国家G3”。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除了传统的G7/G8，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G20成为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峰会上宣布，20国集团将永久性地取代八国集团作为多边经济协调的主导性论坛。同时，在G20内部还存着各种亚集团或小集团及潜在的集团组合，例如“O5”、“金砖四国”以及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组成的对话论坛IBSA。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若干“G-X”方案，如 G“8+5”，“G2”（美国和中国），“G4”，“G3”等。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各种集团的出现则由来已久。多边贸易体制的演变见证了从“美国领导”到“G2”（美欧），再到“G4”/“G6”/“G7”等的转变。“G4”是指美国、欧共体、巴西、印度四个成员，他们在多哈回合谈判重启后进行了多次磋商，也被称为新“四方”。老“四方”则是多哈回合之前谈判中的美国、欧共体、加拿大、日本。“G6”包括美国、欧共体、巴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正是“G6”磋商的失败导致了2006年多哈回合谈判的暂停。“G7”则是在2008年7月的WTO小型部长级会议期间形成的小范围对话集团，由“G6”加中国组成。“G7”的出现被认为“取代绿屋会议成为最主要的谈判平台”。WTO总干事拉米对于这些小集团的出现持肯定态度，并称将召开各种小集团会议而非绿屋会议。根据WTO的统计，主要的谈判集团接近20个。几乎所有WTO成员都参加了一个或好几个谈判集团。
    尽管较难对这些涌现出来的集团进行一个分类，但从功能来看，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话集团”，如G8、G20、O5、“金砖四国”、IBSA等，上述设想中的“G-X”也属于此类。该类集团旨在协调立场，加强沟通。集体对外谈判并非其主要功能，但在特殊情况下也统一立场并对外谈判。这些集团所对话的内容往往是跨议题的，其成员往往是大国，集团能够起到或者希望能够起到“领导者”、“发动机”或者“协调者”的作用。另一类则是谈判集团，这些集团往往出现在多边框架下的谈判平台中，围绕特定的议题和领域展开对外谈判，如气候谈判以及多边贸易谈判中出现的各种谈判集团。

    二、中国与各种集团

    随着我国实力和地位的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演变，我国也开始逐步参与一些新出现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集团。例如，我国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机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经济合作。在WTO中，由于认识到“孤立就意味着失败”，我国也参加了几个谈判集团，如G20、G33、新加入成员集团等。总体而言，我国对于参加WTO谈判集团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在气候谈判领域，我国是“基础四国”之一，并与印度、巴西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持共同防御立场并向发达国家施压。

    三、中国结盟还是不结盟？

    本质上来看，这些集团的出现仍然是一种联盟行为，是一种非正式的、不签订正式协定的联盟行为。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然而，不结盟主要是针对军事和安全领域。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即是针对特殊领域和特殊问题的联盟行动。事实上，不结盟使我国的对外交往常有“孤立感”。我国应该尽量将“不结盟”的范围限于军事和安全领域，在其他领域则适时“结盟”：对于既有的他国倡导的集团，不用积极加入；对于新出现的集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则积极加入。

    关于中国的结盟问题，借助管理学常用的SWOT分析法，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