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4）
提出“党天下”的储安平
储 安 平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早年留学英国，读政治经济学。他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统战部的一位处长亲自打电话，请储安平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6月1日，储安平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储安平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储安平从上任到辞职，他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之一。那一年，储安平只有48岁。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学社中央。
此后，储安平到了商务印书馆，担任校对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那时，第二任妻子已离他而去。“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储安平有时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还做过蘑菇培植。
章伯钧和储安平分别三年了，不知储安平的近况。
一天清晨，章伯钧对妻子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情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妻子去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第二天下午去了。
回来后，章伯钧的妻子对他说：“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掂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
“他现在生活情况呢？”章伯钧问。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羊。”
章伯钧听不下去了，起身望着窗外，叹道：“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给你做了吗？”妻子李健生反问了一句。
章伯钧用拳头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道：“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没过几天，储安平来了。他提着一个铝质高筒饭盒进来。“老储，你好吗？”
章伯钧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请李大姐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说：“这是我佛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章伯钧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一会儿，李健生端上热腾腾的羊奶。章伯钧连喝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章伯钧忙摆手，说：“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他又告诉章伯钧，他和李如苍同在一个农场劳动，都是放羊……
“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章伯钧眯缝着眼，望着窗外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
储安平告辞，李健生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券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
过了一段日子，储安平又送羊奶来了。这次来，他和章伯钧谈的是自己的家庭婚姻。
储安平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光华大学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名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她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储安平与她相识。两人恋爱不久，储安平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端木露西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在英国学教育学。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端木露西的才能也比较出众，她跟储安平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后来由于两人的性格都倔强，妻子认为丈夫压制了她，两人离婚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端木露西受到牵连，虽然他们早已离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但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
与妻子离婚后，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前几年(1955-1956)，正是储安平“飞黄腾达”的时候，他和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了。想不到，反右以后，夫人和他离了婚，她还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章伯钧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后来，女的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大右派强多了。易女士跟宋希濂结婚后，他们一起定居美国。
储安平依旧每天放羊、喂羊，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
1966年的夏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伯钧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竤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不少人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
9月上旬的一天，李如苍来到了章伯钧家。章伯钧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李如苍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章伯钧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我每天5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就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给章伯钧。章伯钧双手打开纸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
“那纸条是什么意思？”
“那纸条是向你我告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万分紧张，说：“他是不是投了什刹海？”
章伯钧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都偷偷来告诉章伯钧：没有见到储安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9月初，储安平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在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时，曾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储安平“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据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说，早在60年代初，父亲便对他说过，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却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储望华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储望华当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储望华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九三学社一位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他，你父亲是否到你这里来了。储望华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他这时才知道，父亲失踪了。
此前，储安平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水比较浅，他被人打捞上来。那一天是8月31日，正是老舍投了太湖的那一天。
自杀未遂后，储安平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
20世纪80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打电话告诉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告诉李大姐。”
章诒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李健生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