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说：“不管好男人还是坏男人，也无论有没有素质男人，没有钱没有势就不是男人——女人；三无男人同样不是好男人。”想必会有人暴跳如雷：“歪理邪说，一派胡言!”
您息怒，容我慢慢道来：有没有成就都是男人。没有是非观，更谈不上正确的是非观。所以，有没有成就的男人是社会上个人发展的需要和能力的限定。也就是说，在女人眼里，并无所谓好坏的的概念(甚至没有男人的概念)有钱有势就男人；因而也就没有出于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的主观故意，又考虑到男人的能力对自己的用处，不构成功德与犯罪。在它心目中，王老五就是“我”等的食物， “我”等的食物就是这样一种怪物；其最明确的概念就是自我。显然，不管好男人还是坏男人，都是自私的女人要找的王老五；也不论他是帅哥还是丑男，有钱有势就是男人，这些都是自私的女人。
还是让我们从千真万确的真理说起吧。我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更犯有试图将实践经验，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从而否定真理）这种偷换概念的错误；何况，所谓实践，谁知是不是设计师精心设计的魔术表演一类的“科学”试验? 所谓实践经验，谁知是不是错觉或谎言？这种真理标准说，岂是第二、第三。。。。。。等低级生产力所能生产的？岂是仅凭胆量所能生产的？即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尽管有三人成虎之说。但不要耍小聪明，这毕竟是一个假冒伪劣的命题；所犯的错误也只是经验主义的低级错误，而绝不应该是一个伟人可以犯的错误；它直接宣告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纯属不负责任的“瞎猫碰死耗子”试验，而这种 “科学”试验的试验品或曰“代价”，便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
关于真理的判断标准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列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意思是说，当且仅当在史实澄清透明（非别有用心地造假的）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历史经验，反证假命题（不具有真理性）——即“一票”否决；（所以，在诸多证明方法中，这种反证法虽不足以证明真命题，但对假命题的证伪，却以其简便性堪称首选或曰第一！以其快捷性堪称基础！以其可靠性堪称标准！既然堪称标准，那么可靠性当然是绝无仅有的，是唯一标准的。）而不是以设计师精心设计的“科学”试验，来“合实”真理。带着“检验”真理的目的而设计的实践，不能排除主观性，这种实践与真理，其真实性、正确性同样有待考证，故无可比性。换句话说，这种所谓的实践，可能是不实之践，甚至可能是伪证，不足为凭！
列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关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论断，只能在其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不可以断章取义。任何有限次的实践都不足以证明真理，这是归纳法本身固有的缺陷。有限次的实践，只有“一票”否决假命题的可能。注意：这还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真命题就是不能被有限次的实践所否定的，即便是假命题也不一定确实一票（即一次实践）就能否决，这里的“一票”是指有限次真实且正确的实践的简单称谓。（通过 “一票”否决，来反证假命题的方法是反证法，而不再是归纳法。通常人们普遍公认的“凡是”，即公理，就属于真理，是不能被有限次的实践所否定的。）所以，列宁还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断章取义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限夸大实践的意义，不能排除企图以特定的“试验”否定真理之嫌，这是不自量力地试图以“白马”来“非马”的愚蠢行为。
“白马非马”论的“非”，只作“不是”解，不能直接解释为“不属于”；而那种先解释为“不是”，然后再将“不是”的“是”解释为“属于”，从而间接地将“非”解释为“不属于”，则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所以，“非”只能解释为“不等同于”（而其相对应的“是”,则只能解释为“等同于”）。将“白马非马”解释为“白马不属于马”，从而否定“白马非马”论的做法，不是以偷换概念为手段的歪曲，便是理解能力上的弱智。
至此，我们显然看到了“白马非马”论及其创立者的伟大，显然看到了“白马非马”论的伟大现实意义。那么，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这里对社会主义强调一定要有特色，充分说明了“特色”的重要！而一定要强调有特色，则体现了强调者的需要。顾名思义，“特色”即特有的（特定）颜色，显然，“特色”具有标志的特殊功能。通常，我们把“社会主义”称为道路，除此之外，就只能称为旗帜或旗号。那么沾染着具有标志功能的色彩的，会是道路还是旗号呢？显然，特定颜色在道路上，除了路灯也就只有指引方向的旗帜必不可少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一个旗号而已，而不是唯一可以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打着其他旗号走社会主义道路两者之间，显然后者是实质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至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前者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叛徒、内奸。相比之下，无疑走社会主义道路比打社会主义旗号更重要。原来，这岂是“不问姓社姓资”倒是事实!倘若我们不仅是打社会主义旗号，尤其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为什么不是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色，而一定要是中国“特色”呢？还有什么特色比无产阶级本色更高贵、更重要？！
有人说，坚持无产阶级本色，是安贫乐道,不思进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而所谓中国特色所指的就是中国国情。不错，这个说法很是冠冕堂皇；可是假如通过全面严格的“科学考察”，证明中国完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国情”是否就是放弃或“推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由呢？同时也好摇尾乞怜？妙、妙、妙，一举两得，堪称一绝！
况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说，更显得博学多才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省略了主语的说法，本意应该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白马非马”论的逻辑，类似于穷人不是人。不过，根据其“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中国国情”似乎说明，富有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了，这还符合“白马非马”论的逻辑吗？
倘若穷人不是人，富人照样不是人；同样道理，无产阶级本色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不是社会主义。如此而言，何必苦心孤诣地用什么特色来玷污社会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