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执行与人文精神绝非“跷跷板”之两端

郑谦之

    1月15日上午，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西安考生陈晓原，因为忘带身份证，被监考老师拒之考场门外。为了能进教室参加考试，陈晓原两度下跪。但陈晓原的下跪没有撼动考试规则，她最终没能考试。事情发生后，有人认为“考研一跪，跪出了制度的冷酷”，也有人认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1月18日《新京报》）

    连日来，社会的热议聚焦于制度与道德之间。从制度角度看，监考老师可谓严格执行制度的典范；从道德角度看，监考老师可谓人文关怀缺失的典范。孰是孰非，令人迷茫。

    不过在众多评论中还特别的存在着“唯制度论”的声音，1月17日《长江日报》发表了廖水南先生的评论《道德何苦为难制度》，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让道德为难制度”。对此，我深感惶惑。

    毫不避讳的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制度，缺少的只是制度的执行。中国就是一个缺少规则意识的社会，在规则面前善于变通这应该是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导致了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比如“前腐后继”的腐败，比如政务中的弄虚作假。因此，确实可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更期待我们的社会能够出现更多类似于包拯、海瑞那样的恪守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典范。但是，我们务必从根本上去领会制度建设的宗旨。制度建设固然是要捍卫一种秩序，但归根结底则要服务于公众。中国的众多问题可能与制度缺失、规则缺失紧密相关，但“唯制度”永远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即便在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唯制度”一样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永远都存在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过程。

制度执行与人文精神绝非“跷跷板”之两端，不应“此起彼消”。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达成“不违制度”与“不唯制度”的统一，这才符合制度建设的初衷。研究生考试之所以要制订考试规则，当然是为了杜绝考试舞弊，但更是为了服务考生，二者不可偏废。作为执行制度的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者，完全可在制度的执行层面上做到“不违制度”与“不唯制度”的统一，而断然不可只履行了监管的职责而忽视了服务的义务。

    为何我们的制度执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过于变通走向了过于冷酷，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执行开始漠视“人”的存在？这仍在于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出现重大偏差，甚至将制度与道德、制度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导致了制度与道德、制度与人文精神的此消彼长。如此下来，我们曾经历代传承而又引以为慰的人文精神，则可能在制度的强大攻势下渐趋泯灭。这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