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全疯狂而黑暗的贩卖智障奴工事件，令人愤怒且悲伤。但对这个事件的思考绝不能仅止于愤怒和悲伤。

　　  近几年来，从山西、河北、湖南等地频出的黑砖窑事件中，我们已经经常看到智障流浪者被奴役的身影。曾令全一手导演的智障奴工事件，既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在这些频发的非法雇佣虐待智障工人的事件背后，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尚不完善的救助制度。

　　  2003年孙志刚案件之后，在中国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而代之以更为人性化的“自愿”救助机制。这样的机制虽然比过往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现实的运行中依旧存在着诸多不足，频频发生的智障奴工事件已经暴露出这种社会救助机制实施过程中的缺陷。

　　  在渠县采访的过程中，渠县民政部门的人士曾表示，目前的救助办法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针对的是城市。“但乡镇、农村的流浪汉怎么处理，在政策机制上依旧是一个空白地带。”现行的处理办法是统一向县里汇报，然后由县救助站统一救助。

　　  但对于很多中西部地区来说，民政设施和资金扶持都相当薄弱。以西部为例，国家对西部地区一个县建福利院的财政拨款只有80万~100万元。并且按照政策规定，地方上还要按照1∶1的比例来出一半的资金。但事实上，很多西部县份基本没有这样的财力。渠县有关部门的人士就表示，作为农业大县，渠县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只有一亿多元，在吃饭财政的压力之下，很难按照国家规定来进行民政方面的投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令全以个人名义收留流浪者和智障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反是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了困难。这也是当地政府一再对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不断给予扶助的关键所在。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在弱势的智障人士和流浪汉无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况下，类似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这样的民间机构因为利益的引诱发生变质也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残障人士有7500万人，加上没登记的有近9000万，其中智障人士约1300万，成年人达700多万。这些人身处弱势，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尤其是流浪在外、失去监护的智障人士，很容易沦为备受虐待的奴工。

　　  从频频发生的智障奴工事件来看，社会救助机制的再反思与持续完善已刻不容缓，政府应着力在该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