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说，“我国进入纳税人权利觉醒时代”，它将有力地促进政府行为的变革。
虽然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有沉重的赋税，但是，2000多年中纳税人只有纳税义务，没有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之说本质上是一种舶来品。因为它来自欧洲，尤其来自英国。欧洲历史上，很早的习惯旧法是，国王或政府要征税，需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在英国，十三世纪的《大宪章》就明文规定“未经公意许可，不能开征任何新税”。这就是“纳税人赞同”原则，是纳税人权利的最经典或许也是最早的表述。为了保证这种权利，英国逐步建立了议会制度，审批税收和财政支出。
　　英国纳税人这项最重要的权利是通过代议制来实现的。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其组成人员的议员就是纳税人的代表。议会本质上是代表纳税人来行使控制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权利的。这样又形成了另一重要原则，即“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也就形成又一极为重要的权利，即纳税人的代表权。纳税人有权利选派自己的代表去议会讨论税收问题。如果某个群体在议会没有代表，那么，他们的利益很可能就不能被表达和考虑，议会通过的税收方案可能给无代表的群体施加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当年英国议会在没有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向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就引起了严重的抗议，在“无代表不纳税”精神的感召下，北美人民不但抗拒交纳税收，而且争取了独立。
　　无赞同不纳税和无代表不纳税是西方纳税人最重要的两项权利，据此已经形成严密的纳税人权利体系。纳税人不但有赞同权、代表权，而且有知情权，对于税金使用的控制权、监督权、质询权，对于滥用税金的政府或官员的诉讼权等等积极权利，甚至还有生存保障权、享受公共服务权以及平等对待权等消极权利。
　　反观国内，中国古代的思想认为，缴纳皇粮国税是每个臣民的必尽义务，朱元璋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这里的“分”，即“本分“，是古代汉语中表示“义务”的专用词。皇帝如此讲，臣子也立即发挥道：“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张居正）；“夫民有此一身则有此役，以下事上，古之义也”（海瑞）；“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宋一韩）。而之所以认为纳税当差是老百姓的本分和义务，是因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在皇帝的土地上求生，应当知恩图报，纳税服役就是回报皇恩的根本途径。显然，英美历史上的纳税人认为是他们用税收养活了王室，所以国王征税必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中国则认为皇帝养育了芸芸众生，老百姓必须纳税服役以报答养育之恩。
　　2000年皇权传统是影响中国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另外，现在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也屏蔽了纳税人的知情权，使其连自己是否纳税也浑然不知。现行税制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为主，它们都是商品税，税收隐含在商品价格之中，由终端消费者负担，消费者并不知晓自己承担了多少税负。很多人认为收入2000元以下没有缴纳个税的人就不是纳税人，原因在此。
　　近几年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稍稍觉醒，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针对公民的直接税增加了。个人所得税，车船税，争议中的房产税等等，无不直接向纳税人伸手要钱。直接税与间接税造成的税收痛苦是大不相同的。直接税直接带来了税收痛苦，促使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直接负担税收的纳税人不可避免地要追问：我为什么要缴纳这些税金？这些税金到底用于什么？怎样才能保证我缴纳的税金不被贪污挥霍？这样的追问，就直指政府征税用税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直指民主宪政的核心。
　　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在制度上基本是付诸阙如。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无论是纳税人的代表权、知情权、同意权、监督权，还是生存保障权、公平对待权等等，都没有制度的保障。纳税人能做的，还停留在仅仅在口头上议论或抗议一下而已。这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要求还是非常遥远的。因此，纳税人权利觉醒之后，必然要将其权利制度化、法律化、可操作化。
　　纳税人权利是对于政府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制衡力量。如果纳税人逐项权利真正落实了，那么，政府部门滥用权力，挥霍浪费的现象，就会得到真正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