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一块二战纪念碑吧
在法国和英国，看到很多一战、二战纪念碑，有许多，许许多多，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小镇的街拐角，在一条小路的尽头，你在不经意之间，就会看到一座、两座。欧洲，这片在一战、二战中严重受伤的土地，它不仅把战争记在了脑海里，也把战争塑在了大地上。
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目的多不在于歌颂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这些纪念碑，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母亲为死去的儿女的叹息，而大多不是对那些牺牲者的颂歌――它们一点都没有鼓励人去做战争牺牲者或者战争英雄的意思，相反它们是在为死者哀恸和惋惜，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悲剧。看看那些碑文，你就会深深地感悟到，为牺牲者所唱的赞歌并不能告慰亡灵，也不能抚平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们那伤悲的心！逝去的人最想要的是回家！母亲、妻子、孩子最想看到的是远行的亲人的归来，而不是对死亡者的赞美。
其实，无论怎样的战争英雄，如果用更高的生命准则来衡量，他都只不过是杀人多一点的优秀绞杀机而已，和绝对的生命价值相比，杀人的英雄，无论是为了“正义”，还是出于“邪恶”，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歌颂的。我们不能借我们对正义者的歌颂，对邪恶者的唾弃去宣扬暴力。况且，在人间，绝大多数“正义”和“邪恶”都是相对的，那些穿上军装走上前线的纳粹士兵又何尝不是为了他们心目中的“正义”呢？在人间，多数情况下，“正义”和“邪恶”的分歧都不过是号召年轻人去送命的幌子而已――如果可能，我宁可相信生命的绝对价值，而对人间的正义和邪恶不管不问，我宁可相信这样一副图景：那些来到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放下屠刀，在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之下，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身体上消灭对方，拿枪对着彼此的心脏射击来解决分歧。
当然，我们将永远地记住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也将永远地憎恶那些因邪恶目的发动战争的人，虽然现阶段的人类有时还不得不被迫遵循战争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构成以暴力对待暴力，以绞杀对待绞杀的战争逻辑的歌颂。在东方，日本政府官员每年还在敬拜他们的战争英雄（他们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神社里供奉包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在内的他们的战争英雄），在东方，我们每年在歌颂和纪念“抗战”的“胜利”，把通过死难得到的“胜利”当作“光荣”来祭奠和歌咏，我们把死者换来的“胜利”当作我们的光荣戴在自己的头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激发”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他们时刻准备着为获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而献身，而成为伟大的牺牲者；通过这种方式，每年我们的祭奠和歌咏就会转化成对当初那个敌人的永恒的“仇恨”和“诅咒”。在东方的大地上，每一座这样的纪念碑都是如此：他们是激发牺牲热情、战争渴望的发动机，他们是激发仇恨和诅咒的发动机――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人类悲剧来哀叹、来惋惜的意思，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死得“重如泰山”。这就是我们的纪念碑逻辑。
在伦敦一座普通的街心花园，我看到一颗广岛死难者纪念树――心里不禁感动。战争的胜利者，为失败者的死难感到哀恸，他们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敌人”，这是他们的大道德了。这样的人民有福了，上帝将保佑他们，赐给他们永恒的和平。因为他们的悲悯已经越过了了战争“胜负二分”的逻辑，“正义和邪恶二分”的逻辑，他们知道，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是战争中的失败者，所有的死难都是值得同情的宝贵生命价值的消失。在普利茅斯海军纪念馆参观的时候，馆里展示了一位英国将军说的话：在战争中谁也不能成为胜利者。不记得那位将军的名字了，但是，他的话的确是深刻的，一位军人，能这样看问题，实在是难得。
在剑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整装出发的雕像。那是一个早晨，被咕咕的鸽音唤醒了――有时候非常羡慕剑桥的鸽子，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它们都是闲庭信步的样子。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许它们才是剑桥真正的主人吧。信步走上剑桥的街道，街上还没有人，晨曦的光已经照在远近的屋顶上了，但是，那光还是冷着的。昨晚放了半个小时的焰火，地上竟然一点没有焰火的纸屑，惊叹英国人的效率。Hill路。蓦然间，便看到了他，他在晨曦里，正大步向着镇外走去，但是，很显然地，他在回首望着什么，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学子，也是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他要代表剑桥人走上战场，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书斋生活告别，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和薰的晨曦告别，晨曦中他在频频地回首，他对剑桥的留恋是那么深切啊，和他大踏步走向战场的绝决是一样的，他对和平生活、书斋生活的眷恋啊，和他远离家乡去异国参战的决心是一样的。
我在想象，如果是在东方，我们会有一座这样的雕塑吗？会有一座着力展示出征学子对和平生活的留恋的战争纪念碑吗？我们的大地上矗立着无数的丰碑，但是，这些丰碑展示的只是渴望战斗、渴望杀敌的铁血战士，是一去不回头的勇气。对和平的向往和留恋，并不是怯懦，剑桥人并不怯懦，按照JONATHAN HOLMES的统计，单是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在二战中就失去了116名青年学子，在JONATHAN HOLMES收集的名单中还包括一名叫 Pe Tsun Yen (1934)的中国青年。但是，剑桥人带着和平的渴望去战斗，剑桥人也认同这种价值观――他们让他们的战士在出征的征途上频频回首，回望剑桥。
在怀特岛（英国南部、毗邻普次茅斯）的沙滩边，有一座二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碑文没有说谁是永垂不朽的，谁是永远伟大的，它单单只是刻着“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多好的话啊，那座纪念碑，刻着那样的字，它耸立在海边，就像一位母亲，在等待着出征的儿女从战场上归来，她在海边久久伫立，不愿意相信她的子女再也不能回来了，那“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字迹就像它的心脏，一直跳动在大海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为这样的母亲而落下同情的泪水，每一个有血肉的人都会为这样的“等待”而永远地憎恶战争，永远地祝祷世界和平。
在欧洲，看多了战争纪念碑，觉得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在悲悼那些无名的生命而不是在赞美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它们是反战的战争纪念碑。巴黎的凯旋门上自然镌刻着将军们的名字，但是，地上卧躺着的，那个永远有灯火在祭奠，永远有鲜花在痛悼的却是一位无名战士；伦敦格林公园里的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它雕刻的是一些飘零的枫叶，那些被水流冲走的枫叶象征了在战争中死去的无名生命；海德公园附近一座战争纪念碑，雕刻了一座躺在地上的无名尸体，让人看到的是战争的残酷，它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而是血腥的死亡之地。这里没有真正的英雄，那些把死亡加诸于敌人而保全了自己的人，是胜利者吗？是英雄吗？在生命的哭泣之中，谁能高昂着头颅，说自己是英雄呢？为了正义而举起的刀剑就不是屠刀了吗？为了正义而杀人就不是杀人了吗？上帝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他让阳光照在义人的身上，也让阳光照在不义的人身上。让我们学会宽容吧，只有宽容，宽容到“爱你们的仇敌”的宽容，才能化解仇恨的坚冰，让仇人握手，让憎恨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