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本月初国家外管局将“出口企业收入存放境外业务”试点推广到了全国后，近日浙江温州又推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规定凡温州户籍且取得因私护照的投资者皆可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投资者单项境外投资额不得超过300万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得超过2亿美元。短短一个月内，这一前一后两个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新形势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悄然加快。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外交决策影响深远，甚至形成了一些定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此后整整十年内，作为阻隔外部投机攻击的心理防火墙，决策者过于强调资本账户不宜过早开放和保持一个较高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不可否认，上述主张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世易时移，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旧有的观念也不能不与时俱进。

例如，对高储备的迷信，已使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惊人的2.85万亿美元，几乎是1996年储备水平的30倍，并且仍在以每月数百亿的速度不停累积。就连外汇管理部门也承认，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已远远超出最优储备水平，甚至成了一种难以承受之重：中国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随着近年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加上美元资产实际收益率不断走低，中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承担巨额账面损失。

同样，对资本账户也到了亟需重新反思的时刻。面对外部投机攻击，资本管制或许能在一时起作用，但中国显然不能就此画地为“牢”，永远将自己封闭下去，而应审时度势，当缓则缓，当快则快。

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严格的资本管制，正是造成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制度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每一次重大改革，其后都伴随着资本账户的渐进开放。例如，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进程启动，2007年中国便结束了实行13年的强制结售汇政策，并正式推出QDII制度，允许个人投资者借道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境外投资。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的急剧恶化，不仅暂时羁绊了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也令资本账户开放重新回到冰河期。

2010年6月，随着外部危机阴霾逐渐散去，中国重启了人民币升值进程；此后不久，央行再次提出，“在中期内，中国仍有理由继续扩大资本账户的开放”。不过，事实证明，本轮资本账户开放的动作其实比人们预想的要来得快。其背后的考虑有可能是：

首先，化解热钱流入压力，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与通胀加剧。2010-2011年世界经济复苏不同步及各国货币政策不同步加剧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继续实行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的情况下，境外热钱的涌入成为摆在新兴市场国家面前的共同难题。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复苏最快的国家，中国无疑是热钱攻击的重中之重。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不但打乱了人民币升值的有序节奏，对于中国当前节节攀升的CPI指数和资产泡沫而言，也无异于火上浇油。

就国际经验来看，亚洲和拉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90年代的两次“热钱”冲击下，都同时采取了限制热钱流入和鼓励本国资本流出双管齐下的办法，事后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选择在这个时候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其政策指向性相当明显。

其次，即便不考虑境外热钱的冲击，在国内高房价和高物价“两高”背景下，也有必要对国内资本流出开闸放行。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疲软，内需不振，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游离出来转战资产和资本市场，再加上货币超发，国内游资的四处逐利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力量，无论是国内楼市，还是农产品市场，其所到之处都是“涨”声一片。而开放个人境外投资，正是效法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意。

再次，为民间资本寻找新的出口。传统上，“走出去”参与国际投资的多为国有企业，但其投入与收效往往不成正比，甚至屡屡爆出海外巨额浮亏。原因一是国企从制度根源上难以克服“委托-代理”问题，因为花国家的钱总是不那么谨慎；二是西方国家习惯于将中国国企的一举一动与中国政府的“战略阴谋”恶意联系起来，对企业的正常并购和投资行为人为制造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中国民企和个人从事境外投资则不存在这些“先天不足”。

最后，如果再将意义拔高一点，它或许还表现了中国为促进全球经济平衡所做出的努力。长期以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格局被认为是中国外汇储备扩张的直接因素。这并不符合国际收支的常态。今后，中国在经常账户保持高顺差的同时，也可以适当降低资本账户顺差。

不过，“试点方案”的出台仅仅是理论上的开闸，正如在此前的“出口企业收入存放境外业务”试点中，相当多的企业由于担心美元贬值而不愿持有，仍习惯于将赚到的美元卖给银行以尽快转嫁风险，从而削弱了政府“藏汇于民”的意图。

今后，温州的民企和个人是否愿意“走出去”，关键还在于政府是否继续出手积压国内房地产和农产品等行业的暴利炒作空间。此外，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企业和个人的境外投资提供政策引导和充分的汇率避险工具等，也都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