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标准下坐而论道是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田忠国

　　在价值标准下坐而论道是理论工作者和政治家的共同责任。但是，政治家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政治家是根据党和国家性质，从理论上解决的是价值标准的界定，系统战略方向，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现实中的政治经济问题和系统战略的落实问题，而理论工作者，往往只有理论思考权，没有政策决策权，所以，理论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或解决方案，只能由政治家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去解决。如果一个政治家只是坐而论道，但不解决实际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背离党和国家性质，问题不旦得不到解决，而且还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或者，所论之道不仅不是维护党章宪法，或者相反，是对党章宪法、立国原则的破坏，这个国家就出现严重问题了。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理论工作者，以理论创新的名义为别国肢解中国出谋划策，问题同样十分严重。

　　今天读了汪晖先生以“为何中国不会崩溃”为题的文章，其中，汪先生认为，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危机，而最深刻的和持续性的危机则是政治领域和国家机器日益为市场关系所渗透。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机一样，1989年的危机同样是国际政治与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由此汪先生判断，中国并没有崩溃。对于汪先生的这个判断我们是反对的，因为，在阶级社会，政权因性质而存在。

　　政权性质的改变，意味着政权的崩溃或者消亡。

　　当然，汪先生的判断源自于他对政权存在的事实，而未做政权性质分析。但是很显然，一个理论工作者不对政权性质分析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阶级价值标准的丧失。阶级价值标准的丧失，从本质上说，意味着阶级政权的变质。阶级政权的变质，则意味着政权性质的消亡。所以，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党和国家性质形成的价值标准衡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得失或正确与错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一旦理论工作者失去了党和国家性质形成的价值标准，党的先进性就会荡然无存。

　　因为，党的先进性说白了就是捍卫多数人利益还是少数人利益的问题。捍卫多数人利益，必然是对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一是激活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创造潜力，二是激活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精神，三是全国人民真正的消费能力，而不是数字上的消费能力，四是共同创新的系统制度平台，特别是经济制度保障，五是以基础科学带动工程科学，引领世界科学发展方向。毛主席很久以前就说，中国将来会为世界带来更大贡献。按我个人理解，中国为世界带来更大贡献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文化，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即，大众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制度文化，三是科学文化。中国主流“精英”认为，科学是科学，文化是文化，最多科学成果也只是个文化符号。其实，科学发展是文化积累的产物，因为，基础科学往往源于人类对已有文化的重新认识。

　　所以，我们认为，在价值标准下坐而论道是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源于阶级的实践，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阶级也有不同之道，因为，剥削阶级以剥削成果最大化为目标，劳动大众以创造效率最大化和最公平合理的分享方式为标准，所以，标准不同，道亦不同。由此可知，剥削阶级以最佳剥削方式和利益最大化为“道”，而劳动大众则相反。所以，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搞清楚价值标准方可论道。

　　201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