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文化。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化合，是人们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通过自身的影响，激发人们创造的热情、冲动与爱美的欲望和心理追求，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与习惯。

    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可能枯竭，唯有文化生生不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可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提高，更能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素质，铸就时代风尚，打造国家“软实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管理作为人类的组织与协调活动，以文化为基础，根植于一种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并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十八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传统的小手工业被大机器的工业生产所取代，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迅速从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发展为工厂形式，特别是蒸汽机和纺织机的使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厂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随之诞生了社会分工理论，使之成为近代社会组织劳动分工与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指导思想；十九世纪中叶，以石油、电力等能源化工技术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形成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西方管理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信息科技、生命科学、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新经济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管理不断打破原有的权力界面和组织结构，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理念等智力资本要素在现代管理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了现代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纵观管理科学的发展，从最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到1911年美国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发表，以及德国的行政组织理论、法国的管理职能理论，再到澳大利亚人乔治·埃尔顿·梅奥主持霍桑试验基础上形成的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主的近代管理理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文化理论的出现，管理科学历经150多年的发展历程，理论日渐成熟，体系日臻完善，形成了30多种理论，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有的管理理论均诞生在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连以我国儒家“人本”思想为核心、实践于日本、风靡于全球的企业文化理论，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学院教授艾德佳·沙因在总结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管理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管理理论的形成指导实践的发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从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都是基于实践又发展于实践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通过长时间对造针工业的研究，才提出了奠定管理学基础的“分工理论”。西方古典管理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从学徒做起，当过技工，做过秘书、工具保管员、助理工头、工头、技工主管、研究总监，最后被提升为米德尔维尔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在长期的工厂实践中，熟悉了所有的工艺流程。他手持秒表，从一个生产车间开始实验，详细测量工人的劳动量与每一个动作所用的时间，经过反复实验，才逐渐形成了影响20世纪的《科学管理原理》，开创了管理的新时代。法国的亨利·法约尔也只是一位采矿工程师，他毕生从事采矿事业，在担任法国科芒特里—富香博—的卡斯维尔公司总裁期间，不断探索管理，总结出了管理五要素、经营六职能和十四条原则的管理职能理论，并编辑出版了《工业管理与一般原理》一书。同样，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主的近代管理理论，也是美国哈佛大学工业心理委员会教授澳大利亚人乔治·埃尔顿·梅奥与研究小组在美国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多次试验的基础上诞生的。由此可见，管理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大学教授和经济学家在象牙塔中的数据演绎，而是建立在实践与实验的基础之上，经过管理人员反复试验形成的。

反观我们的理论，大学园里搞培训，象牙塔中搞研究，走马观花搞调研，断章取义学管理，其形成过程恰恰相反，大都是专家学者的学术论著，很少是从基层一线产生的。即使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往往缺乏系统科学的实验数据，很难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在我国管理理论一直作为软科学，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理论家、经济学者或大学教授能够真真深入企业、深入车间、深入一线搞调研、做实验？又有多少研究院、管理协会、研究中心能把管理提升到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各大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又能在管理科学的研发上投入多少研究经费？各级政府在科技奖励中管理科学研究的表彰奖励又能占多大的比例？

价值引导发展，地位影响作为。宏观上对管理科学的不重视，造成了管理理论研究的疲软，导致了管理实践上的盲目与乱作为。一些自称为经济学家或管理大师的人，以推进改革为借口，只研究市场经济中自己感兴趣和能获取资本与荣誉的东西，不从中国国情与管理的具体实际出发，断章取义国外的所谓“先进理念”与经验做法，误导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有的甚至充当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鼓吹一些伪科学与假理论，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一些管理院校、科研院所与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以管理培训为幌子，利用公共资源，大肆敛财致富，学费少则五六千，多则几十万，这样只注重经济效益的管理培训，在实践中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一些有一定资历和背景的人，利用各种关系，搞咨询、做策划，借服务之名，招摇撞骗，捞取好处；一些企业以管理创新为前提，破“三铁”、砸“饭碗”、改革改制，虽然初衷良好，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规范的操作措施，不仅经营管理没改善、经济效益没提高，而且改到最后“主人”变成了“雇工”，领导变成了“老板”，企业资产流失，工人下岗失业，其间的管理猫腻与腐败行为着实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尤其是近年来经济领域的一些违规操作与商业炒作，使一些产品，一些行业，甚至一些产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比如，体制性腐败，房地产暴利，股市泡沫，保健品天价，屡禁不止的黑煤窑，居高不下的高消费，官商勾结的新权贵，逞强斗富的新富人……引发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惊醒和反思吗？

我们虽然有延续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但很少有真正的管理科学。之所以如此，我认为除历史的原因外，还应该重点反思一下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体系。

我国现行的文化是一种集传统文化、政党文化、经济文化与外来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为始祖，以儒学、道教为根基，后改良印度佛教，形成了儒、道、佛三教交融，以自然、人文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其实质主要是探讨人和人生的问题。儒家提倡仁爱，讲“仁、义、礼、智、信”，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人生价值的问题；道家讲“天人合一”、“顺其自然”，要求人们合乎自然规律办事，实质上说的是人的生命哲学问题；佛教讲因果轮回，讲人生解脱与思想觉悟，要求人们少思寡欲、修身立德，讲如何做人处事，也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其伦理道德是以“人之初、性本善”为道德基础，以“三纲五常”为伦理规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的。人们图腾神灵，崇拜英雄，忠孝礼仪，希望社会和谐“大同”，本质上是讲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的，其积极的思想为我们管理企业、治理社会、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与自然等方面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但是，传统文化中“君权至上”、“官贵民轻”的官本位思想，一大二公的“均贫富”思想，以及裙带关系、等级观念、专制与奴化等封建思想与消极文化基因对我们建立与发展管理科学都形成了很大的局限与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原苏联模式为政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把政治思想工作当做了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以至《政治经济学》一直成为我们几代人立身处事的必修课。在这样政治统帅一切的高度计划经济时代，抓革命，促生产，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整的人们噤若寒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央到地方，上下步调一致，全党上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谁也不敢有自主创新的想法。管理文化中过多的渗透了政治色彩与奴化思想，各级管理人员普遍习惯了用人治的手段与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实施管理，行为上依然脱离不了封建主义的集权与专制。加之，政党不分，政企不分，管理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权力意识、服从意识和“官本位”思想。长期以往,人们过多地关注了政治，关注了自己的职位，而很少研究管理、研究经济，这样就导致了管理理论的严重缺失。目前，我国现行的管理理论十分奇缺，能与全球管理相提并论的理论更是少之又少，就连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我们在引进“主义”的同时，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和核心的哪部分“马克”，以至成天“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几十年，才进入到“初级阶段”。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才大梦初醒，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分三步走战略，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精神文化层面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与多角度的转换。管理界也异常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同时，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渗透，“金钱至上”与“个人享乐主义”等各种不健康的思想严重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思想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在这种“人本位”、“官为本”、“钱为本”共同作用的文化影响下，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崇拜金钱，不择手段，有的官商勾结、大搞权钱交易；有的化公为私、利用特权腐败；有的借机改革，损公肥己。有的管理者把单位当作自家的自留地，管理上唯我独尊，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实行“内部人控制”；经营上进行体制外分账、私建小公司、分流国有资产；用人上画“圈”、分“线”、用关系，使一些正直、诚实、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边缘化、冷处理，有的甚至遭受排挤打击被清理出局。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知识得不到尊重，人才得不到重用，人才浪费、资产流失，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 在人类社会中，人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人有自身的、现实的发展需求，其内在的情感、精神以及价值、理想等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当今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无不受到这些关系的制约。当前传统意识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旧的体制仍然在严密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计划与市场并行，培养着新型的腐败特权阶层和权贵利益团体。人治的管理，专制的政体，奴化的人性，虚化的民主，现实主义、保守主义、投机主义、浮躁思想与弄虚作假等消极文化的影响，使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体系扭曲，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人们判断人生的价值简单地以“官”大小、“钱”多少为标准，谁有钱谁就是大爷，亲情、友情、同志情，一切感情都淡漠；官场、商场、名利场，处处都在搞交易。为了利益，政府官员可以成为一些不法商人的保护伞，经济学家可以充当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企业经营者身处政府与市场之间，急功近利，权力寻租，忙于应酬，疏于管理；忙于对上，疏于对下；忙于对外，疏于对内；忙于交际，疏于学习，很少在管理方面搞调研、做实验，也不善于研究总结，以至于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好多成功的做法与经验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不成富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理论。

新的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新形势下，反思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体系，更有利于我们明得失、知不足，知耻而后勇，静下心来研究市场经济规律，笃行实践，加快建设富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这对于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管理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