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应松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特征
——读神农架系列小说
杨家海[1]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一种是肯定性的，“湖北作家陈应松近几年的‘神农架系列’中篇小说则以高度的概括力和深刻的思想蕴含给当下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雄健的山野气息。在‘欲望化叙事’已呈泛滥之势的今天，陈应松介入现实的勇气，反思生活的写作姿态，面向底层民众生活的精神立场就显得尤为可贵。他的独特和逼真除了带给读者一种不同以往的阅读快感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和对复杂人性的剖析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1]一种是质疑性的，“陈应松小说中的‘非都市化情结’，实际上是指陈应松小说中城市话语的空白，其中既有对都市生活方式否定、怀疑的成分，又有一种无可奈何自我安慰的成分；既有传统乡村文化心理对城市文化的本能排斥，又有逆反现代性的哲学沉思与批判性诉求。”[2]
在对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评论中，不论是肯定还是质疑，主要是围绕着小说的主题及意义方面，而对其叙事特征及此特征对主题意义的生成涉及甚少。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在叙事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空间化叙事。本文试图对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叙事特征作一论述。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乡土小说叙事开始穿越线性叙事的樊篱，朝着空间叙事结构的方向迈进。“小说形式的空间化在本质上是与小说叙述的连续的趋势相抵触，甚至也是和字词排列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相抵触的。如何获得小说的空间形式？它的技巧就是‘破碎’，‘破碎’——它导致了所谓的‘空间形式’。”[3]当然，这里的破碎时相对于西方的时间线性叙述方式而言的。在破碎时间性叙述中，进入到空间叙述方式里，“往往通过事件之间的罗列、连缀和组合，如电影中的‘蒙太奇’一般，产生叙事结构的整体感与深层的哲理性意味。因此， 空间化叙事结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技巧，其中往往隐含着某种人生、哲理的意味，它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 又外在地指向作者所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已经深刻地‘人文化’和‘哲理化’了。”[4]
一、空间化叙事的表现形式
1、时间模糊性
在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里，时间的概念不是很明显，甚至是模糊的、破碎的。小说的开篇往往没有时间介绍，即使中间提到时间，也是一些模糊的时间概念，如“天黑了”、“春节”、“在若干天之后”、“青黄不接的日子”等。用这样模糊的时间概念进行叙事，实际上是在渲染事件发生的环境。
《松鸦为什么鸣叫》是伯纬一生的故事，但最后他也不记得年轻时的事情了。
“太阳直嗵嗵地照在岩上，现在他被温驯的羊们簇拥着，他手抚着头羊的角，他仰望着岩壁，是什么字呀？一个‘路’字，还有一个是‘缘’字还是‘情’字？
他都不记得了，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他认出来过，现在，他恨不得把两个眼珠子伸出来，扒着那些天书的缝看个究竟，啥字呀？啥字？”[5]
在此文本里，他恍然间就过去了一辈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事件的演进过程。他曾经和王皋一起修路，为了一个口头约定，他就用几天时间把王皋的尸体背回了家。他参加了修路，可修的路让外面的人进来了，不断地翻车，他一样去背尸、救伤，可是他越来越看不懂看不懂世人（主要是翻车的外地人）。这人就如同岩壁上的神奇的字，让他看不懂。他曾经识破天机，可还是不记得了。在伯纬模糊的一生里，却昭示着神农架人的朴实，揭示着人的复杂。
《猎人峰》的开篇就抹去了时间。
“他多大？比他爹小，比儿子大。儿子多大，爹多大？他都不知道，也不需知道，知道了也记不住。——”
“有人怀疑山上的宗七爹和七婆，是世上活得最久的人。因为在去年约一百二十岁上死去的巩杵子就说过，他来白云坳做上门女婿时，宗七爹就是老人了。”[6]
所以，在《猎人峰》中，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循环。这是在讲述白秀老人的传奇一生的尾声时，从他70多年后在山洞里发现了他的十二个战友的骸骨中推知的。人的生命不以时间计算，而以他的所历所想为则，该活时便活，该死时便死。“这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年龄概念，没有生死概念。过日子就是个估估数。”[7]
这样的叙事方式是在淡化时间概念。用时间概念叙事，是一种线性叙事方式，是西方叙事学中常用的方式。它源于西方将事件看成时间性的演进的实体哲学。而中国古代持循环往复的哲学观，认为天地万物流动不息，无始无终，侧重于从空间化的循环往复中来看“事”。在神农架系列小说里，看不到事件在随着时间变化，有的是一个个奇特的事件在发生着，给人的感觉是共时发生的，把人带入到一个个神奇的空间里，领略其中的神奇魅力。所以，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恪守了我们传统的空间叙事方式。
2、事件结构性
艺术形式不仅是艺术形式，叙述结构不仅是技巧，更是一种负载着哲理意味的叙述谋略。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事件，往往不是单线索的，而是复合性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叙述了伯纬修路守路的一生，可在这个简单的经历里，张扬着神农架人的本能性的善良，映衬着城里人的自觉，那么不同的人群该如何相处？路伸进了神农架，却让神农架变矮了，因为没有了参天大树，那么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伯纬守住了自己，却守不住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马嘶岭血案》以叙述者参与的叙事视角，在写“我”如何死去的过程里，也叙述了九财叔如何被剥去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还叙述了踏勘队员对九财叔的轻蔑、猜忌，最后死于我们的斧子下。三条线索交织一起，相互牵扯，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共同彰显出一个疑问：神农架富有金矿，可它的山民们如此贫穷；踏勘队富有文化和财富，可他们的心如此冷漠。在事件交织的叙述中，揭示着人性的复杂。
3、空间超现实性
看过神农架系列小说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太奇特、太神妙了，神农架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么？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人与兽共话、传说与现实互渗，这可能么？他这么做有何目的呢？
（1）人与兽互置
在神农架系列小说里，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兽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共处一地，和谐与共的。“在神农架，人们都知道并且笃信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人有两个模样：一个是人，一个事畜生。”[8]以至在《望粮山》里小满打猎时把金贵看成了獐子，“‘你怎么就是金贵啊，我明明看见是一头獐子，你怎么就变成了金贵呢？獐子，告诉我，金贵去了哪里？’”[9]
可这里的人太贫穷了，要靠打兽接济生活。《豹子最后的舞蹈》诉说了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的经历，豹子最终在神农架消失了。《猎人峰》里的白秀老人是个打猎的神手，“想当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秀打的猪每天用一百人往镇上抬。”[10]疯狂的捕杀后，“山上什么也没有啦。没啦——”[11]紧张的人兽关系，带来了疯狂的世界。家畜疯了，“白秀家的母猪成了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野猪和山林客啦。”[12]白秀疯了，“他满脸的无奈，身上稀泥缠裹，像一个疯子。那胸前的虎爪烟袋也沾满了泥巴，也装饰着加深着白秀的疯子样。已经没有了什么英气。——他就是疯子。”
“一说有，就会有成群凶猛的野猪，不正常啊，这世界疯了。这是世界疯狂的象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平原还是高山，都疯狂了。都接近疯狂的边缘。”[13]
揭示这样的人兽关系，是为了展示人与兽对立的后果。在这样荒诞的故事里，诉说着浅显而深刻的疑问：人与兽该如何相处？人与自然如何相处？
（2）传说与现实共融
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往往有许多喻示性的传说。《望粮山》里有个对望粮峡谷的人来说十分害怕的幻景，望粮山上的一片麦子。《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挂榜岩上面传说有部天书，伯纬曾经看出了两字“路”、“缘”。“第二天出坡之前，背着大挖锄的伯纬又偷偷地去了挂榜岩，那两个字——‘路’、‘缘’清晰地向他迎来。的确是这两个字。满壁都飞动着这两个字：路路路路——缘缘缘缘——”[14]《猎人峰》中有“天地闭，贤人隐，恶兽出”[15]的古训。在这些小说中，传说与现实是融合一体的。这些喻示性的传说，参与、左右了小说的叙事，使得小说的叙事文本里又蕴藏着一个深度空间。这个深度空间来自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与人们崇拜超自然的异己力量和怀疑自己的力量有关，也与原始先民对人的命运思考有关。所以神农架的人们笃信人每天有两个时辰是畜生，而且兽比人守信用。
二、空间化叙事的作用
1、苦难意识的升华
在对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评论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苦难。认为他的小说因为苦难叙事而获得力度和深度。但是怎样叙述苦难才能使之获得力度呢？不是因为叙述了苦难性的内容就有苦难力度的，这就涉及到怎样叙述苦难的问题。陈应松通过空间化的叙述，使小说获得了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使个人的苦难与地域的苦难融合，使地域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融合。他小说中的人物是叙事空间里的一个符号，与其他人物交织成网。一个人就是一群人。白秀的传奇一生是神农架猎人的经历缩影，执着于“路”、“缘”的伯纬是神农架人的自发性善良的化身。他们的艰难生存就是我们民族的苦难，从而避免了小说人物的私语化。
2、地域空间的沉沦
同时，有很多评论者把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称之为乡土文学或乡村文学。神农架小说里没有作为现代化文明标志的城市，即使有城里人来到神农架，带来的也是性病、质疑和轻视。《独摇草》里度假村的开发，没有给山民带来好处，“山谷里能有什么呢，不过多了一道铁丝网而已。还有痛苦的、乏味的、缺乏营养和人气的生活”。[16]《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救死扶伤，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发性的善良，而被自觉的城里人认为是带有目的性、利益要求的。《马嘶岭血案》中的九财叔，不仅在经济上承受极大的折磨，而且在精神上要承受城里来的有高文凭、多财富的踏勘队员的厌恶、轻蔑、猜忌，彻底粉碎了他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进而使九财叔绝望、愤恨，以至于疯狂，喋血马嘶岭。他冷静地叙述乡村苦难，揭示乡村日常生活背后的终极生存。
然而，不是写农村的小说就是乡村文学或乡土文学的，除了故事发生在农村外，还要揭示农村的人情和生命意义，追问人性的意义和栖居。神农架系列小说呈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式的“神农架”：神农架的自然物产是丰富的，而百姓的物质依然贫乏；神农架人的物质生活贫乏，而精神资源丰富，传奇故事让城里人羡慕；神农架人的精神资源丰富，可精神生活麻木。神农架不仅是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发生地，更是作者的书写场，也是作者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审美空间。在这样一个神秘的空间里，宣示了当下生活中的一种情绪，焦躁、浮躁、郁闷，在此情绪里，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与人如何相处，人如何保持自我。所以，陈应松把实在的神农架变成了此情绪的书写场和存在空间。神农架也沉沦入我们的民族、大地，就是民族、大地的代名词。神农架小说就是大地写作，这使他的乡村真实、有力感，不仅写发生在神农架的故事，更在追问人性的皈依。正如王先霈先生所说，神农架系列小说“描述在贫困中艰难奋争的山民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呼吁世人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尤其是呼吁人们关注在现实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呼吁社会和谐。”[17]
神农架系列小说让人从中领略了神农架绚丽、幻妙的自然风光，也惊奇于他冷艳的文笔、奇峭的故事情节，还佩服它厚重的传统叙述。通过空间化的叙事，它承继了传统，也扩展了主题的含义。
参考文献：
[1] 傅逸尘：《乡二元对立背景下的人性探索—评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创作》，《小说评论》，第50-54页
[2] 聂运伟：《都市中的“非都市化情结”——评陈应松小说》，《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第61-64页
[3] 秦林芳：《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130 页。
[4] 熊江梅：《中国古代叙事结构思想论》，《云梦学刊》，2008（7），79-84
[5][9][14][16][17] 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获奖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第147页、第3页、第132页、第402页。
[6][7][8][10][11][12][13][15]陈应松：《猎人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1页、第45页、第12页、第254页、第242页、第254页、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