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的短篇小说，有着难以阻挡的艺术创造力。短篇小说的短小难以掩盖在它背后隐藏的那种深刻的玄机和摆脱僵化思想的独到的生活认知。卡佛的小说，比如《羽毛》，当一位工人带着他的妻子去造访他的工友时，四个大人和对方家里的一个新生婴儿，在客厅里组成了一个鲜活至极的生活现场，而正是那只丑陋而怪异的孔雀，始终在极度矛盾地强化着这个现场的无比庸常令人难以忍受的糟糕气氛，这可能正是卡佛一直要表现的某种“美国存在”，一种“穷人”的存在，一种脱去了华丽思想的具体而细微的忍耐力。忍耐什么？在《毁掉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卡佛写了一个哑巴，为了养鱼，为了他那一份独特的孤寂，他可以拒绝朋友的任何“进入”，哪怕只是两根鱼杆，而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哑巴必然要发生点什么，后来他杀了他的妻子，当然这个行动并非是决定性的，可能还必须要写到他的“养鱼场”的水灾，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生活中最实际的困境，可能既有“气氛”上的，恐怕物质的庸常，有限和失重仍然艰难地陪伴着“存在的不和谐”和“人的困境”。

　　在《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中，我们发现妻子对于丈夫永远无法再信任下去，即使卡佛用了最有限的视角去写了一个案件，但我们仍能从那掩盖在最简洁的案情的外在世界里发现，摧毁这对夫妇的也许并不是丈夫与这个案子具体的关系，而是那个他无法脱开的由于这个案子而产生的糟糕的情绪，这种“美国情绪”，这种普通人情绪，已经蜕化成一种无所适从的酒精一般的迷茫和毒。因此，他们再也不能好起来，看起来是夫妇之间的，实际上是和世界的。

　　而在《亲爱的，这是为什么》中，一位女性因为儿子的成长而被甩在了原地，这几乎是卡佛小说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在他原来的地方失败，那些他能够愤恨和蔑视的，一切外在于人物的人物，外在于人物的时代，外在于人物的事件，其实都是被他自己甩开的，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往前，一如飞速的事件，而人，具体的人，那个糟糕处境的人，仍在原地，呆在那儿，如此失败，没有出路，甚至搬了家，这个女人仍然遭到儿子的威胁。这已经是一种罕见的困境了，一个人不仅失败，并且要在失败的方式上建立起自己失败的方法论，并进而威胁和裹挟自己那狭窄的人生。但是，卡佛在他们的失败之后，继续让他们前行，他们本来就在前行！这是最重要的！

　　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卡佛仍然以家庭客厅为主要的场所，通过两对夫妇的谈话和喝酒，表现了他们的困惑，看起来他们讨论和谈话的过程是一部小说，但实际上他们在谈论时，就像我在前边提到的，他们已经失败了，与其说是在表现这种失败，不如说是失败感在控制和操纵着他们，他们才能有所表现。在卡佛这里，他们很少需要具体的行动，因为当他们喝酒、看电视、争论或聊天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自己生活的代价，他们为生活本身交付了自身，无论那个男人如何评价他妻子的前男友，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他自己仍然必须生活下去，而至少那个有问题的妻子的前男友已经获得了解放，他已经死了。在这样的客厅里，你的边界已经被压缩得十分有限，你只能从他们谈话的内容本身去寻找他们生活的症结所在，而这一切都已经是失败以后的。

　　卡佛自己说过，他只写他能坐在板凳上就能写完的短篇，这恰好可以说明他的短篇都必须从一开始到最终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必须要向别人讲清楚他的人物的生存动力，来自于他们在谈论爱情时，他们一直在谈论别的，那么这个“别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卡佛差不多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就是生活本身，与其说是在忍耐，不如说是在进行；与其说是在生活，不如说是“被生活”。在这里，主动与被动，存在与自由，选择与后果，这些基本的存在关系之间，已经构筑了某种同一性。

　　卡佛发现了短篇小说的功能，可能在于简洁地道出现场的真实困境，并且把那种“别的”，说成是他们有可能早就明白的，那正是“生活”本身的强大存在。在《好事一小件》里，那对失去孩子的父母最终和面包师之间达成了沉默的温和的相处，相较于困难、痛苦和隔阂，没有什么比坐下来说话，更能激起生活的热流。无论如何,生活必须要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