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八年拍成纪录片无买家 节目组已停发工资


   由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策划并出品的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近期在南京举行巡映,该片总导演曾海若向记者们大道苦水:由于纪录片没有收视率,各大电视台均拒绝播出,因此只能在各地组织看片。而且自从今年4月起,节目组就已经停发工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做“志愿者”。


  300名普通人讲述抗战

  纪录片《我的抗战》的定位是“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昨天记者观看了《八百孤军》等3集,主角都是士兵和护士、老师等抗战的亲历者。据悉,崔永元 公益基金的五六十名工作人员在8年里采访了3500多人,纪录片最后选用了300多人,用普通人的个人视角来讲述那场战争,而没有采访学者和研究者。在纪 录片中,很多原本不为人知的人和事出现在镜头前,这些八九十岁甚至百岁老人的讲述,使那段历史带着体温,更加生动可感。

  剧组今年4月起停发工资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观众们暂时还无缘观看这部历时8年拍成的纪录片。据知情者透露,《我的抗战》原本计划在央视播出,但因为央视不停改版而泡汤。崔永 元曾到地方电视台寻找买家,大家都很客气地请他吃天价大餐,但是说到买片台方纷纷拒绝,因为纪录片的收视率太低,不能带来广告收益。而且自从今年4月起, 节目组就已经停发工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做“志愿者”。导演曾海若证实了这一说法,表示巡映也是无奈之举,场地是无偿的,组织者全是志愿者,让人听了很心 酸。

  “抗战”明年再推50集

  此前有报道称,《我的抗战》耗资1.3亿元,曾海若对此作了澄清,2002年崔永元启动了“口述历史”项目,目前为止得到的捐赠并已经用掉的是1.3 亿元,《我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此前还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和《我的祖国》等。一个好消息是,全国有100多家城市电视台愿意在今年年底 播出《我的抗战》,但条件是节目组要自己拉广告,把广告时段填满,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初《我的抗战》有可能登陆卫视频道。据悉,《我的抗战》明年还将推出 50集,聚焦缅甸战场、驼峰航线、对日诉讼、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长沙会战等内容。

  崔永元和他的“抗战”

  “现在的趋势是让更多真实的东西为人所知,影视作品已经在开口子,《我的抗战》只是推进这个趋势中的一环。”

  京承高速往怀柔方向,14出口往左,是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在幽静的小镇里面有一栋并不起眼的三层小楼。

  小楼里有一个资料库,库里有3500位年龄都在80岁以上的老人共300万分钟的影像以及文字资料。每位老人都对着镜头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甚至是“秘密”。

  这个库就是崔永元8年前开始致力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库里的老人绝大多数都经历了抗战。

  2010年8月16日下午,崔永元宣布,他们从库里拿出不到千分之一的内容制作的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在网络首播。

  《我的抗战》

  8月22日,

  90岁的北京最后一位原“飞虎队”中国籍飞行员彭嘉衡去世。这一天,32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已经在网上以每天更新一集的速度播到了第9集。

  两天后,播出的第11集《雾都茫茫》就出现了彭嘉衡年轻时候的英姿,他重庆籍的老伴傅汝梅在片中讲述了他们抗战烽火中的爱情。以他“飞虎队”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将是第22集《壮志凌云》。

  彭嘉衡老人到底是没能等到亲眼看到自己的故事播出。

  这也是让《我的抗战》总策划崔永元颇感遗憾的事情。三年前,当他决定把“战争和回忆”作为专题内容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时,就决心要和时间赛跑。

  首席记者郭晓明和张钧一共采访了三四百人,有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老兵,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老兵。

  对于每个接受采访的老兵,记者问的都是他们一生的经历,并不是功利地只要抗战的部分。从联系到拍摄,他们采访一个人花费时间最长的,将近两个月。

  当崔永元看到几年来收集的内容,已经可以制作出一些片子的时候,便决定先做出一部纪录片《我的抗战》。

  促使崔永元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被采访的老人们至少都是80岁以上的甚至是超过百岁的老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就这一次被摄像机记录下自己的影像和声音。

  崔永元希望这些历尽沧桑的老人们也能够亲眼在电视上看到自己。

  制作片子的时候,崔永元对编导提出一个比较硬性的要求,尽量在片子里放进更多采访的人物。“很多老人那么高龄,一辈子都无人问津,我们采访他们那么长时间,打搅人家那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

  总导演曾海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32集《我的抗战》,每集是30分钟,整体下来差不多用了300个抗战老兵的采访,这些老兵既有正面战场的,也有敌后抗战的,在片中出现的频率差不多各占一半,全部根据真实的历史呈现。

  《八百孤军》、《第五战区》等片子的编导张冬,是在2009年初加盟崔永元团队的。之前已经是个非常成熟的纪录片编导,他已经做过一些反映战争的纪录片。这次参与制作《我的抗战》,与他之前的编辑经验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作为编导,他对片子的介入很深。很多时候,在做片子之前就要做什么已经很清楚,确定思路后,再派记者去采访。如果采访不到本人,就会找几个专家说上一通,即使没有亲历者的证言,也能做出片子。

  而做《我的抗战》,则是先把相关老兵们的口述内容拿出来,根据他们所讲述的内容再决定片子做什么。口述历史部分是片子的核心和灵魂。

  记者张钧这样描述他们做《我的抗战》:“好比炒菜,做一盘宫保鸡丁,别人是为了做宫保鸡丁只找这些材料,我们是几年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看看比较充分了,抓取一点点先炒个宫保鸡丁。”

  崔永元的尝试

  崔永元本人其实做纪录片的热情并不算特别高,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做片子这件事,本来就出于功利的考虑。

  他热衷于做口述历史,但并不想根据这些口述历史做纪录片下结论。他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是宏观叙述还是细节描写,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而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

  2001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他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抗战中张学良的资料。

  很快人家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三十分钟,就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的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到: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

  这段视频,自认为对历史足够喜欢和关注的崔永元也从来没有看过。

  这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他当时想,即使自己把这段视频带回国内,也没人会把它当回事。因为咱们就没有这样的搜集口述历史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下决定要建一个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2002年,崔永元在做《电影传奇》的同时,逐渐开始做起了口述历史。如果按照他个人的趣味,他心目中的《我的抗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老先生往镜头前一坐,说30分钟,休息10分钟,插点广告,再接着说,一口气说两天,这才是口述历史。

  显然,不可能这样做片子。于是他才接受同事们做面向市场的尝试:加入木刻风格的动画,加入配乐、旁白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加强片子的故事性,强调感染力。

  不过,他对编导们要求,《我的抗战》尽量呈现细节和人的故事,一定要是真实的。“《我的抗战》讲的都是人的故事,不承担表现大历史观的功能。”曾海若这样解释编片基本原则。

  在他们看来,抗战是一个整体,当年的国共老兵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努力。《我的抗战》中,并没有刻意去区分他们,整个32集下来,按照老兵们自己的叙述,其中超过20集是国共两方军人同时出现,没有偏废。

  本着对史实的追求,一开始崔永元给记者张钧和郭晓明的要求就是:经历过国民党正面战场22次重大战役的人,参加过八路军和新四军重大战役的人, 全部要采访到;采访时,就让他们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要是道听途说,不要是加入了后来认知经验的综述和评论,要细节要故事。

  《我的抗战》集中呈现的是当年抗日战场上最普通的小兵们对战争的亲身体验。70多年过去了,现在幸存的也只能是这些当年十多二十多岁的小兵了。

  “这些人都是战争的具体承受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战争的起源,他们也不知道战争背后的东西,他们知道的就是怎么打仗。《我的抗战》就是这些普通老兵普通个体感受到的战争。”曾海若说。

  说起《我的抗战》的特点,曾海若认为,从内容上讲,《我的抗战》并没讲什么新鲜的话题,既有专门几集讲敌后战场的内容,也有专门几集讲正面战场。比如《八百孤军》、《第五战区》、《雾都茫茫》、《松山之战》等几集,就是国民党老兵讲他们亲身经历的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

  除此之外,《我的抗战》中,还对战俘、战地医护人员等过去少有专门提及的人,进行了专题的呈现。片子甚至还对伪军、汉奸这个群体进行了记录。

  那些老兵

  “只要是打仗,都不容易。” 说起《我的抗战》的主角——那些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抗战老兵,曾海若都会叹气。

  对于记者郭晓明来说,这种感受会更加强烈。他寻访的路径包括黄埔同学会、统战部、组织部、党史军史、地方志,还有不少来自已访老兵的回忆和推荐。

  今年6月,郭晓明采访过的104岁的开国少将陈锐霆将军去世。郭晓明去参加悼念的时候,他的子女再三地对郭晓明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那次采访是 将军第一次这么完整地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一生。当时103岁、一生倥偬传奇的陈锐霆连说六天,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到两个小时。

  他采访的级别最高的是开国中将曾思玉。今年100岁的老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兴很浓,讲完之后,还为崔永元的口述历史栏目组挥毫题字,表示赞赏。

  联系采访时,郭晓明还以为这样高级别的将领会比较难以接近。因为他在联系一些抗战将领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麻烦,会要求检查各种证件,有时候还得崔永元本人亲自出马去协调联系。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一些人谨慎地婉拒了采访。

  在郭晓明的采访经历中,绝大多数老兵都非常乐意接受他的访问。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

  如果不是采访,郭晓明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中会有一种专门的探照部队。晚上敌军突袭的时候,这个部队就用从德国进口的探照灯照敌机,炮兵就可以用高射炮去攻击敌机。

  这样的部队,总是提前出现在明亮的最危险处,但从来没有人提及。这支部队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以及他们的牺牲,更是彻底被忘记。就连不经意说出自己做探照兵的老兵,一开始都认为自己没做过什么。

  在过往的岁月里,八路军新四军老兵可能还会和儿女谈谈过去打鬼子的事,而很多国民党军队老兵几乎从来不和孩子谈自己过去的经历。

  郭晓明在采访中才发现,2005年9月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抗战6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之后,参加了抗战的国民党老兵的采访才大量涌现。他们的家人才知道父辈的光荣。

  2009年12月在北京去世的老兵王文川,也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家人才知道,他是谢晋元率领的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一员,而且是北京当时唯一活着的。

  郭晓明去陕西安康采访29军老兵李和鸣的时候,正赶上李和鸣吵着想自杀。这位老人一辈子都只能依靠自己当教师的爱人,在学校里当了个代课老师,老了也没有退休金。他想不开,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价值,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不是郭晓明去采访李和鸣,在过去的岁月中因为自己国民党老兵身份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的老人,连自己都不太记得曾经光辉的打鬼子的岁月。

  参加了衡阳保卫战的彭中荣也给郭晓明留下深刻印象。坐在摄像机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老人家的神情悲戚而痛苦,沉寂了好一会,才嗫嚅着:别采访我,一采访我,我脑子的神经就受不了。

  残酷的战争

  采访之前,张钧和郭晓明都阅读了大量相关的历史书籍、资料——海内外各种版本:《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抗日战争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个人回忆录……

  面对采访对象时,不管做了多充分的准备,他们还是被老人们讲述的东西深深震撼。“战争中的细节永远是最令人吃惊和意外的”。老兵讲述的活生生的战争场面,活生生的战斗过程,情节和细节的惨烈都超过了以往他们所有的认知和想象。

  在张钧和郭晓明这三年来采访老兵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当年都是底层的普通军人,很多人文化水平都不高,甚至很多人都是被抓夫而被迫成为军人,急匆匆就赶赴了前线。

  但是一上前线,真的面对侵略者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勇士。

  编导刘元在编《松山之战》的时候,其实对这场发生在滇缅远征军和日军之间的战斗有很多了解,但还是无法想象出老兵们讲述的战争细节。

  这些如今多数住在云贵偏僻乡村的老人们,看起来孱弱老迈,但他们有的当年在战场上和鬼子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有的和鬼子拼了两天两夜刺刀。很多战友死了还和敌人扭成一团,分都分不开。

  但老兵们生龙活虎地讲着这些细节,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甚至是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也是如此。“那些历史书都是记些纲领性的东西,连我们连都没提到过,更别说这些东西了。”老兵们说。

  也因为采访某个老兵,郭晓明才知道,抗战史上原来还有这么多被淡忘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惨烈战役,比如彭中荣讲述的衡阳保卫战。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衡阳保卫战,10万以上的日军包围了1.7万名中国军人。当中国军队在衡阳击败日本的第二波进攻并击毙2.5万日军之 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倒台。经48天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其中4.8万人被击毙;中国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 躯。历时48天的衡阳保卫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衡阳的陷落宣告结束。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毛泽东曾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起草社论,高度评价“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大公报》以“感谢衡阳守军”、“衡阳战绩永存”为题连续发表社论,赞扬衡阳保卫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因此授予古城衡阳“中国抗战纪念城”的称号,并建塔纪念。

  而现在,这些战役的遗址都无处可寻。大家都知道到南岳庙去烧香,有几个人知道去寻访“南岳忠烈祠”?

  比以前走得更远

  这些差点被人遗忘的人物和历史,崔永元注意到了,并以其中的部分资料制作出了纪录片。

  身为央视名嘴,自己做的节目却选择在网络上首播,崔永元的解释是:这部片子最想吸引的就是年轻人对片子的兴趣,显然网络是绝大多数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片子也会在央视播出,只不过现在还需要一些程序要走。

  《读库》主编张立宪眼下正在致力于推动《我的抗战》在全国各城市的巡回放映活动。每次他会邀请一些《我的抗战》的主创到场互动,讲述片子背后的故事。

  总导演曾海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网络播出后,11月15日开始,《我的抗战》会在各地的地方电视台播出,至于中央电视台,应该也是迟早的问题。

  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地方按照电视台的播出要求进行修改,“改是肯定的,不过问题应该不会很大”。曾海若觉得,还是应该抱有希望。

  曾海若是和崔永元一块做《电影传奇》出身的,对于老电影他比较熟悉。老电影中反映八路军的故事比较多,新四军的比较少,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就更少了,在他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少有的几部《血战台儿庄》等片子。

  张冬对近些年描写抗战的纪录片和影视剧比较熟悉,他记得,2005年8月,央视一套曾经播出了由时间担任总导演和总制片的12集纪录片《抗战》。这是国内在纪录片中第一次提到正面战场。最近的,则是他这几天在央视10套看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

  崔永远反复强调,《我的抗战》最重要的不是重新写抗战史,也不是要重新认识抗战,只是要反映抗战背后每个个体的感受和故事。

  曾海若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更多真实的东西开始让人知道,影视作品也都在开口子,而他们制作《我的抗战》,只是推进这个趋势的一环。“今天肯定比以前要走得远,明年可能走得更远。”

  他们也有遗憾。因为《我的抗战》是根据采访的阶段性成果做出来的,很多比较重要的内容并没能被放进来。本来关于昆仑关战役、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 战的内容已经打算放进来,最后还是因为觉得采访的内容显得单薄,决定拿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二十二次大会战,也因为当时采访的内容不足够,没能列为专题进 行呈现。

  崔永元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们已经着手准备50集的《我的抗战2》了,就是要根据采访的深入,把第一集中很多遗漏的选题继续下去。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会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有更多的呈现。

  《我的抗战2》还会拿出十多集专门介绍滇缅的中国远征军,会对敌后神秘的组织、战地记者等内容进行持续的关注。

  张冬做的几集都是有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在做这些选题的时候,他会广泛查阅各种资料,国内国外的都有,力争把片中解说词写得客观真实。对于有争议的地方,他会如实呈现多方意见。

  历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刘元认为,对于抗战,有很多过去在电视上呈现的比较少,但在史学界有共识的,他们现在也只是在片子中尽量体现这些共识。

  “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崔永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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