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国十条”质疑时，政策才刚刚出来。那个时候，社会一片叫好之声，认为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应该是动真格的了。此前新华社、人民日报开足马力，搞了很多“评”。很少有政策出台前需要动用这么大的宣传力量，好像中国又会出现一次大变革似的。有个叫窦含章的，在新华网发了一篇充满豪情的文章，宣告开发商要谢幕了。然而，到目前为止的事实说明，这篇文章过于豪情了，对中央的力量过于迷信了。开发商仍然在演出，尽管有点收敛，但那是策略。任志强前不久到了武汉，没有遇到破鞋，倒是收到了被安排的美女鲜花，以及“强哥永远最强”的肉麻之语。任志强很受用，于是大嘴一张，说“武汉的房价还不高”。他们的魔爪准备一齐伸向武汉人的荷包，北京、上海捞钱的空间不大了，小城市又不入他们的法眼，武汉恰好合适。看来，收入向来不高的武汉人又要遭殃了。武汉市政府多年来苦于房价为什么不能涨得快点，再快点。这次请任志强来，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老百姓也许一开始就对“国十条”期待过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点大国小民的“中央幻想症”。以为中央下决心了，事情就好办了。其实，很多时候，表面上的决心并不是真正的决心。国十条的目标是什么?只是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部分城市”无非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所谓一线城市。言下之意，其他城市房价照样可以快速上涨，甚至过快上涨。即使在一线城市，也没有说要降房价，只是说不要涨得太快。不管这个政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这种“目标语言”的字面含义只能是这个东西。吃透了这个含义的开发商便采取了隐忍和变通的策略，在一线城市不提价，也不降价，或搞假降价，在非一线城市，则千方百计地搞涨价。他们隐忍的目的也只是不想激怒温家宝，给他一点面子。果然，代表开发商利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出来放话了，说房地产新政目标基本实现。这样说显然是给温家宝台阶下，让濒临流产的新政在体面的说辞中尽快流产。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编辑们大概觉得没有面子，于是又发“评”了，说要坚持调控，但底气已经不足。
我们很难质疑中央政府的动机，姑且认为以温总理为代表的高层是真心调控的，但目前的事实让我们有理由质疑中央政府的能力。
这个能力并非个人的能力，而是整个中央政府的能力。在1990年代初，有学者质疑中央政府能力，主要是说中央没钱，因此要加强财政汲取的力度。现在中央有钱了，但能力并不见长多少。这是为什么呢?
权力格局变了。这个权力并非法律规定的权力，而是实际起作用的权力，或曰政治能量;这个格局也不是正式的政治制度，而是实际起作用的权力网，或曰政治能量场。
在这个“网”或“场”中，中央政府只是其中的一个结点，一个较大的结点。在以前，这个结点能够绝对地控制这张网，但现在不行了，它的行为严重受制于这张网中的其他结点和经络。在某种理论看来，这说明现在的中央政府不那么专制了，反过来说，就是国家和社会多元了，这不是很好吗?权力结点的多元化的确是现代社会，尤其是大规模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除中央政府外的任何结点的出现都是好的，任何抗拒中央政府的结点行为都是好的。譬如说，当权力网络上的那些显著的结点意味着黑社会时，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就会对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感到恐惧。
地方政府无疑是权力网中的结点，利益集团同样也是结点，尤其是那些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利益集团，更是如此。房地产集团就是这么一个(或若干个)显著的结点。这个集团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行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集团中的老大或老二的话很有影响力，他们说不降价，其他人就不敢轻易降价。这个集团不仅包括那些商人，也包括许多政府官员。那些政府官员表面上是开发商的领导，实际上是开发商的奴仆。开发商心里清楚，他们无非是借我们的手，从老百姓荷包里捞钱。如果说开发商捞钱没有付出什么劳动，那么这些奴仆们捞钱更没有付出什么劳动。所以，当全国人民怒骂开发商时，他们也愤愤不平，认为你们老百姓应该骂政府，不应该骂我们，我们商人的第一天性就是捞钱。于是，为了分解压力，开发商在骂老百姓的同时，也炮轰地方政府的贪婪。看来，联结这个集团的纽带，永远是利益，而不是情感，更不是正义。地方政府帮了他们很大忙，但他们不领这个情。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他们不领情，就不再帮忙了，因为他们自己清楚，帮开发商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
在网络化时代，尽管人们的思考似乎不那么深刻，但信息和知识的普及则是前所未有的。广大老百姓都成了知道分子，政府不想让人们懂得一些道理，或者想掩盖一些道理，难度越来越大了。但由于人类的语言还是非常的复杂，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在各种概念的轰炸下，老百姓还是容易陷入糊涂。这时候，有良知的专家还是能够起一点作用。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剥除一些迷雾，接近问题的真相。
高房价的真相在哪呢?其实就是政府官员与开发商联手对普通中国人的一次大掠夺，规模之大，不一定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
这里面的道理很多人讲过了，这里不再啰嗦。只是想强调的是，这个国家自上而下，那些头头脑脑们并非不清楚这个道理，他们肯定比普通的老百姓更清楚。但仍然在玩这种野蛮的游戏，原因何在呢?
他们无非是在用野蛮的行动迫使老百姓接受一个野蛮的真相：这个国家不是共产党所承诺的人民国家，也不是西方人所实现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我为刀俎，你为鱼肉的丛林国家。
老百姓的确容易产生幻想，以为嘴上高唱公平、民主的人真的会给你这个东西。老百姓只有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合适地运用这种力量，你所希望的公平、民主才会到来。现在基层出现的一系列民主试验如何来的?如果没有此起彼伏的农民维权活动，地方和基层政府有动力搞民主吗?中国的农民是伟大的，他们的民主行动并没有受到多少专家的启蒙。
相对于农民来说，当代中国的市民似乎更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地方官员和开发商的野蛮掠夺尽管也遇到了一些抵制，但并没有产生对等的反抗。市民公共行动的软弱导致掠夺者得寸进尺，他们不仅光明正大地搞合法的掠夺，而且进行着大量非法的掠夺。当非法掠夺形成规模之后，地方官员就会堂而皇之地将非法掠夺的财产合法化。
体认到这样一种野蛮的现实，大家就可以知道，高房价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一种系统性的掠夺。中央政府如果只是感到广大老百姓对高房价有怨言，而在现有的格局下，出台一些临时的政策，来抑制房价，那就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即使是这种逐末之举，看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仍然不买账。房价迟疑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快速上涨了。中央领导的那种信誓旦旦，现在只是变成了民间的谈资。在老百姓的调侃中，中央的脸丢尽了。
脸丢得这么大，是很严重的现象。也许有人认为，中央丢脸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很正常。其实不然，因为不管这次调控的真实动机如何，但从舆论动员到政策出台，都是声势浩大的，大有决战一场的架势，如果就这么流产了，那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政策失信。
但在目前的权力格局下，流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温总理感到特别无奈和悲哀，只好跑到深圳去，发表了一通关于政改的强硬讲话。如果没有后续的动作，这个讲话不仅不能挽回脸面，而且会继续失信于民。
就具体的房地产政策来说，办法还是有的，无论是左派的增加政府供给，还是右派的增加市场供给都是办法。就前者来说，就需要政府将一半以上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房的建设;就后者来说，就需要允许普通的市民联合起来，进入住房供给市场，允许单位集资建房，允许市民合作建房。
然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是没有动力的。在“维稳”高于一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掌握了对付这种压力的尚方宝剑，城市居民的公共努力被压制在萌芽状态。
因此，如果要进行以民主为导向的政改，首先就要释放民间的公共力量，其次要建立好民情上达的管道，让这些公共力量对政策的制定施加有序的影响。这个管道就是民主化了的人大。目前的人大不足以承担这个功能。那个成思危不是人大代表吗，而且还是副委员长。如果人大民主了，他不一定能够当得成副委员长;即使当成了，也不敢公开地代表开发商说话;即使能够代表开发商说话，也会遇到其他代表的强烈抵制。
这就是我坚持人大民主的原因，不一定能够实现老百姓的理想目标，但至少可部分地满足老百姓的一些愿望。
我们每个人既然生下来，就有资格活下去，就对老天爷给我们的那些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拥有某种权利，这种权利要么个别地拥有，要么共同地拥有。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承诺中，我们共同地(以国家或集体的身份)拥有土地资源。然而，现在的做法告诉你，这个“拥有”是名义的，相当于一无所有。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你不能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盖房，这种权利只能由政府和开发商享有。政府严格来说不是拥有盖房的权利，而是拥有盖房的责任，因为保障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有地方住，是它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个事情对政府官员没有多少好处，而尽可能地让开发商盖房子，则好处多多。于是，开发商便成了当前中国几乎唯一的住房供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