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与经济恢复增长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中央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而这也造就了天量的信贷，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今年是四万亿刺激的收官之年，中央政府对社会关注已久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出台政策明确要求在今年10月之前要彻查其债务。

   然而这只是值得欣喜的一个很小的方面，现在摆在各地方政府面前更大的难题是，一旦地方投融资平台受到严厉监管或者取缔（按照中央要求是只保留市级地投入在平台，而在相关统计中，目前3800多家的地方投融资平台有超过70%在县一级），那么各地方政府靠什么来维持居高不下的投资规模从而拉动本地的经济增长（更准确地说是GDP增长）？如果政府的投资增速和规模不能维系，那么地处中西部的各地方政府又将怎样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在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之争中前不久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地处西南边陲、名列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昭通市在7月27日举办了一个论坛，邀请了郎咸平及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徐光远教授参加，主讲嘉宾为郎咸平和昭通市市长王敏正。

郎咸平延续了他一贯的批判精神，他在演讲中称“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千方百计疯狂招商引资带动GDP增长的方式是以将来的产能过剩消化现在的产能过程”，“GDP主要是钢材水泥堆起来的，占到61%，消费只剩下29%”。而昭通刚好是这样一个靠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体，招商工作也是其主要任务。

在座的徐光远当场进行了反驳，徐称“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钢筋水泥的GDP’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他甚至向郎咸平发难称“你是教授，我也是教授，你是博士，我也是博士，你对中国的国情一点都不了解，你应该尊重知识。”郎咸平的回复则是“为什么今天请(来演讲)的是我而不是你？”

 顿时火药味十足，王敏正作为东道主只好打起了圆场，让两位坐下来慢慢讨论，但是郎咸平以赶飞机为由拒绝了其提议。在郎咸平走后，王敏正发表观点称：“郎教授是经济学界的专家，有很多独到的思想和见解，但我们中国的潜力巨大，我不完全赞成郎教授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2009年才46.6%，我们终究要走到70%，甚至75%。我们的昭通包括到贵州的毕节，很多乡村还没有通路，这需要多少钢筋水泥？中央应该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当中，大力的倾斜，把这些基础设施建起来，我们的空间依然巨大。”

而正是王敏正讲话中的“我不完全赞成郎教授的观点”被媒体解读为了“穷市长枪挑郎咸平”。王敏正在这之后的媒体专访中详细澄清了其观点和论据，至此，“穷市长枪挑郎咸平”的风暴才暂告一段落。

虽然这是发生在偏远山区云南昭通的一个很小的事情，然而它却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的困境。自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日益重视之际，对于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也日益强烈，然而很多地方又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地方依然在延续此前的发展模式，即郎咸平所谓的“钢筋水泥GDP”。

然而随着这一轮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完成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严厉监管和清理甚至取缔后，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投资资金从而来成为了目前各地政府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尽管郎咸平一再声称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然而即使在郎咸平所谓的重庆模式中也许也不尽如他和重庆市在政府所说的那么乐观。我们确实也承认重庆目前在公租房和引进高科技企业方面有很多的创造性举措，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重庆要维持大量的建设规模，很大部分资金同样是通过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实现的，而且其负债水平也是不断攀升。也就是说，重庆模式的美好愿景终将是建立在“一切顺利，一切如愿”的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

不过，虽然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面临信贷紧缩以及对投资拉动的质疑，但地处中西部的很多地方也迎来了新的一轮发展契机。今年以来，国家已经出台了多个区域振兴规划，从最近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再到重庆“两江新区”以及之前的新疆振兴规划等等这些都给中西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管是中西部现在对于东部产业的承接还是对于国家政策优惠的利用能否走出此前东部经济发展的已有模式成为了现今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今年以后，富士康可以说是中西部争取招商引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有媒体把富士康形容为“花心大少”，自从富士康传出要产业转移之后，诸多地方政府都对其抛出了绣球，而据传河南更是动用了本地能够动用的最大能量，给予了富士康最为优惠的政策，历时几年的艰难追寻终于把富士康赢取到了河南。

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中，官方给出的最多的解释是，诸如富士康之类的企业入驻不仅能给当地创造税收，还能解决当地的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型企业需要有很多配套产业，所以有人就称之为“母鸡带小鸡”的模式。

不可否认，如果谁能够率先引进富士康之类的企业，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一个地方的经济，从而增加税收和就业，重庆的西永就是最好的例子，只不过伴随富士康进驻重庆的还有惠普、英业达等科技企业。然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政府在以极低的代价招商引资的时候如何保障当地人民能够享受到本地经济发展的成果。

也许有人会称，这些企业的入驻本身就解决了就业，解决了就业就等于让本地人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成果。而通过经济的发展，政府也会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来提高当地的服务水平。然而事实可能并不那么乐观。用一个分析人士的话说就是，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性造就了行政性低价（招商引资）和市场化高价（高地价和高房价），而这也是目前高房价的一个根源所在，而高房价也成了当前社会的一大隐患。

除此之外，即使进驻富士康这些从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也大多是由于东部成本上升才转移到中西部的，而其中的地价、税收成本要占很大的比例，然后才是人力成本，也就是说在刚引进像富士康这类的企业时，地方政府很可能是在做“赔本买卖”。但政府肯定是不会一直做“亏本生意”的，这边的损失就要通过其他渠道补回来，比如高房价，更为实际的则是由于政绩突出，主政者得到升迁。

因此，对于众多地方政府而言，目前除了抓住国家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契机之外，更多地则要尽可能地完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规划，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产业发展和建设中，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至于人们一直关注的财税制度改革目前还没有一点迹象可循，然而对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对企业和个人减税则可能是比较实际而且可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措施。而所谓的“城投债”或者“市政债”由于其风险几何目前还没有定论，因此也一直处于讨论中。不过如果真能出台市场化高、风险可控类似于“市政债”的资产品种，那么对于一直资金饥渴的地方政府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解决之道，只不过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至于能否实现其预期的效果，目前还言之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