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谈论民国的书籍多起来，使读者看到那段历史的另一面，不过写民国无论文学还是政治的旧事，总不免牵涉一些观点，尤其四九年后国共两党各持立场，难以客观。大约十年前董竹君所写《我的一个世纪》以个人经历写民国故事，让未曾经历民国的新人们看到旧时代的生活，唤起一些怀旧的情绪，这几天读过几册家史，有任均《我这九十年》，陈元珍《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等，任著由民国到人民共和国的个人历程，陈著则记晚清与民国的个人与家族，文字间铺陈朋辈名人交游，当事人与家族后人皆引以为辉煌或骄傲。不过写家世与家史最容易替自己或家人打上赞美的标签，回忆往昔或只记录好事，不利个人声誉之事则推脱干净。这本为人之所常，无须惊怪。去年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虽有许多为自己辩解之辞，然读之不觉过分，那些辩白言辞也多在情理之中，加上曹氏回忆叙述的文字颇好，可称此书大约是我所读到回忆录里的上佳之作。其实读这些回忆文章，多怀好奇之心，想探究一下旧时人物的风云往事或个人生活小节，倘若这个当事人有济世之才干，则多可从记述的文字里寻找到与此相关的事件，或可印证他人回忆录里的细节，这样读回忆录和家史才有趣味。

然而写回忆录和家史非为易事，因有粉饰赞美和辩解推脱的常人心理，从读者而言，看这类文字需常备怀疑态度，以使自己不被作者的描述所牵引而入迷途。另一方面来说，作者除抱持客观外，还须留心笔下的谴词造句，避免过当言论带给读者的反感，譬如《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作者在《序幕》里所写：“1950年我赴京就职，在这同一年我未来的丈夫陈依范从伦敦回国。我们的朋友张素初介绍我们认识，千里因缘一线牵，1958年我们正式结婚。”很让读者疑惑结婚原本就是件正式的事，何来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接下来的文字描述又有：“1927年陈友仁担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坚持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这两个地方不大，但是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在胜利声中陈友仁带领雄赳赳、气昂昂的群众，跨过铁丝网，进军汉口英租界，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譬如说，未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参加了示威游行。”这段话多不着边际，一是外交部长只可看作代表政府行使意见，即便收回租界也非个人行为和个人功绩。二是租界不可称作失地。三是签订租界虽有强迫的背景，却仍需支付租金，非霸占所得。四是陈部长在胜利声中带领群众雄赳赳的描绘属作者文学加工，这类杜撰形象或场景想象的描写不适合用到写史的文字之中。作者陈元珍在电影厂从事文学创作，难免混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不同，史料好比法律文书，只记录事件经过或人物经历，无须假以立场和情绪的抒发，倘使读者一开篇便读到这些不甚准确的词句与描绘，很难对书中所记录的史实产生可靠和可信的印象。这大抵是我们许多写史者的通病，也是我们个人传记和回忆录遭人诟病的原由。

其实《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颇可当作文学作品闲时一读，作者似乎要将陈氏家族当文学作品的原型，因此写作时将人物与故事凝练附会，细节铺述穿凿，带有传奇色彩，虽不足为信史，却可当民国演义来作消遣。“故事的主角是综合陈家三代人如何为自由而奋斗。”作者交代写作思想，又单纯认为“我写的这部家史可以为此作证”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似乎并未明白这些文字的意义都有些与自己的写作愿望相悖。作者为陈友仁之子陈依范之妻，所谓“陈家三代人”指陈友仁及其父辈、子辈三代，因此书中所写陈友仁及祖辈故事皆多演义，所写自己与陈依范及儿孙，则为纪实，换言之，是书一九五零年后的故事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对所见政治人物略有大胆评述，少有顾忌，敢直述胸臆，甚是可贵。尽管作者的文学语言和思维都还存在着政治倾向与革命腔调，还是依然可见个人家庭在时代里的变化，以及政治风云带给中国的磨难，百年中国及个人与家庭，都可留给后人来作思考。

2010-9-17上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