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问题不是人口问题。

在政府极力控制的情况下，北京人口从1958年630万人，上升到2009年1972万人，每年以60万人的速度增加。目前产生了激烈争论：

正方：

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反方：

一味地片面强调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低端劳动者对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被认为是“对外地人的歧视”、“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宪法，是不公平的表现”。

人口流动常常对这个城市产生预期，当预期收益大于预付成本，就会发生流动。

北京在发展毋庸置疑，随着京津冀都市圈形成，其自身的价值在不断膨大；而全国其它区域发展相对缓慢，就明显形成了人口流动拉力和推力，区域发展不平衡会形成人口过渡集中。

诚然，中国的地区与城乡发展极不均衡，城市核心区的人口膨胀财富积聚与城市周边农村的贫困化形成鲜明对比，北京人口具体而言是区域内协调发展与融合的问题，就是城乡统筹发展。

第二次大战后，东京也出现了人口过渡膨胀问题。为此日本于年出台了《町村合并法》，以一个城镇为中心，周围一个村十几个自然村在合并后成立市，并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真正的市。日本在解决东京人口过渡集中的过程中采取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推进。

不仅仅是东京，国外首都区都市圈建设和发展存在共同特点。

伦敦、巴黎和纽约等首都区半径均约为50—100公里，从其人口结构变动轨迹可以看出，其一般都经历了城市化一郊区化一逆城市化一再城市化几个阶段。城市化阶段中，首都城市人口集聚效应明显，人口增加。

由于迅速推进区域发展，城市人口开始迁移，进入郊区化阶段，首都地区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而周围城市和卫星城人口迅速增加；而在逆城市化阶段中，无论是首都还是周边城市人口均有所减少；最后，人口数量和产业重新增加，即再城市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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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大都市区发展规划和建设经验表明，北京区域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选择合理的城市空间扩展方式，能否有机整合城市关系。因此在解决北京人口过渡集中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城市化均衡发展，必须注意都市区内部城市与区域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

目前西部大开发主要是试图通过向西部倾斜的政策和公共投资打破这种极化效应，引导区域资源重新配置。尽管十年西部开发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对缩小东西部差距的作用呈现一个先高后低的趋势，基础建设只能发挥公共资本的先行引导作用，而区域发展的持续动力还需要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等）、市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配合。

而在这些方面，东西部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也就是说，北京城市与其它城市差距越大，北京的人口就越多；北京发展的越快，北京的人口就越多。

其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在发展水平、产业基础、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的差异较小，因而在东部相邻省份之间可以结成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各种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相当频繁。

而北京和与之相邻的中部省份之间的差异很大，无法建立资源要素双向流动通道，常常是单向流动，也就是索取型溢出效应，无法建立资源要素向中西部溢出的“通道”。以致出现北京大堵车，北京人口最集中等现象。

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以下利益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关系问题；资源开发和资源产地的利益问题；东西部之间利益关系问题，人口问题还会更集中，以致影响全国均衡的发展。

国家对此也给予了回应。在今后“十二五”规划中，最核心的亮点就是城市化进程，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问题、农民问题、弱势群体的发展以及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成为新时期推进我国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解决全国城市均衡发展，北京人口过渡集中就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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