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文学巨著的原始功能，本来是分享，一个人的故事，拨动所有读者的心弦。其间，自然会有利益链条，出版商衔接作者和读者，意见领袖决定哪些书不是名著。但无论是商业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在健康的社会中，都不会凌驾于大众分享之上。可是，历史上确有过这样的时刻，再版一部名著，只是为了权谋，阅读一部名著，必须统一见解，讨论一部名著，为的是清洗另一种思想体系，改编一部名著，竟在公开透明的旗帜下，掩藏不可告人的交易。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红楼梦》的命运，它始终身不由己，担当着各种工具任务。
　　1954年9月，江青翻阅《山东大学学报》，读到李希凡和蓝翎合批红学前辈俞平伯的文章，非常之赞赏，转呈毛泽东批阅。核查种种迹象，这似乎并非江青的一次偶然发现和汇报，她像是在执行搜索任务。
　　早在1952年，作家出版社想发行《红楼梦》新版，俞平伯大喜，增删旧作，更名《红楼梦研究》，随即再版，而后又连写数篇红学论文。此时，意识形态正在动员，用马列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俞平伯置若罔闻。他把《红楼梦简论》送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意见，要他重写，俞教授没做修改，径直送到《新建设》杂志发表。他依然咬定，《红楼梦》不是为了批判帝制，只是曹雪芹自传，“是情场忏悔”，对帝制和他的大家族，他“既无所赞美也无所贬抑”，是“怨而不怒”。这是俞平伯形成于20年代的红学观，渊源是他的老师胡适，而胡适校长名列战犯名单，虽已逃亡美国，却依然在内地知识界受到尊崇。
　　现在仍无据可知，毛泽东是否注意到这些迹象，是否筹划着借钟馗打鬼。但1954他确实对随员说过，《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此时，胡适去了趟台湾，担任国民大会临时主席，为蒋中正颁发当选总统证书，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或许，毛泽东的话，具有针对性，但针对谁，该怎么办，一直密而不宣，只待时机。
　　两个月后，《文艺报》不识时务，推介俞平伯未做修改发表在《新建设》上的那篇红学文章。李希凡和蓝翎读了，非常不满。俞平伯说，曹雪芹对书中人物一视同仁，无所谓爱憎褒贬，在金陵十二钗中，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名虽二人，人却一身”。李蓝认为，俞前辈否定了曹雪芹深刻揭露帝制社会种种罪恶的积极意义。俞平伯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源于《西厢记》。李蓝认为，俞前辈否认了《红楼梦》的独创性。于是，两位年轻学者合写了批判文章，并询问《文艺报》，可否批评前辈。两人没得到回音，不得已，将文稿转投李希凡本科母校的《山东大学学报》。
　　1954年9月，李希凡和蓝翎无意中提供了一个契机，毛泽东要江青去找《人民日报》，建议转载两位年轻人的红学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然而，周扬、林默涵、邓拓觉得，“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只愿安排《文艺报》转载，算是对李蓝投稿无果的慰藉。这让毛泽东夫妇确信，胡适遗留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也大有市场！毛泽东抓住这些把柄，发动运动，力挺李蓝，号召狠批俞平伯。

　　不久后，大家才意识到，毛泽东真正要批判的，不是红学家俞平伯，而是思想家胡适，他要斩断的，不只是古典文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是整个思想领域的异响，《红楼梦》不过是一根导火索，红学却顿时成为一道划分阶级阵线的分水岭。

　　从那时起，巨著《红楼梦》，不再只是供人分享的艺术。它是一把标尺，是否革命、是否有素养、是否忠于民族文化，皆可由其断认。80年代比较宽松，同一部红楼，有人看见爱情，有人看见历史，仍有人看见阶级斗争，当然也有人看见名利场。一切视物，缘自心生。而2010年9月，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正在热播，这一次，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