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我和05级几位研究生聚会，王汉卫送给一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一套四册）。我对这部年谱不了解，内心却有些好奇：

     因为，谈到梁启超的年谱，大家都会想到由丁文江、赵丰田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在梁启超故后把梁家所藏大量梁启超往来书信编入谱中，后由赵丰田继续其未竟之业，历时半年多世纪，使这部年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许多研究梁启超的论文、著作都引用这部年谱中的材料。这个年谱至少在史料上无法超越。（这部年谱，多年求之，幸得去年重印，已由另一位小书友书友陈卓帮我购得）

    那么，这部吴天任先生完成于1980年代的梁启超年谱，又会增添什么价值呢？

    果然，这部年谱是在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基础上，通过编入其他文献增益完成的。这些文献包括：

      “杨克己之康梁师生合谱、康南海自编年谱、并其女康同璧补遗，与任公之饮冰室合集”；“此外杂采与任公同时有关人物之年谱传记，清末民初官私纪录，与夫近人评述文字，及近年出版之专籍如戊戌变法史料、戊戌档案史料等，均加参采。又分托友人于大陆、台湾与香港两大学图书馆，就所藏有关书刊杂志报章，或原件借用，或摘要影寄，其不能借影者，向书肆搜购，无论片纸只字，皆在搜寻之列……”

     从《订补梁任公先生年谱叙例》中的这些介绍来看，这部年谱与丁、赵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相比，在史料价值上并无“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其所下的功夫，就是广泛求索的苦功夫——把那些分散在各种不同文献中的与梁启超有关的材料，编到梁启超的年谱之中，从而通过一部年谱，展示谱主更为丰富的信息，也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实际上，许多年谱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其绝大部分工作，就是爬罗剔抉的史料功夫。几乎没有人物传记或传记文学那种“蹈空议论”或“虚构描写”的创作空间。可以说是字字有据，无一字无来处。前人扎实的治学之风，就在其中。

    年谱，又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作品：它本身是一个人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它又是他人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工具。它以一种非常朴素的形态，反映着学术研究的接续性和研究者相互依赖——特别是前人为后人铺路——的学术生态。在这个学术生态中，工具就是成果。比如，郑鹤声编《近世中西日对照表》，就是研究近代史的人不离手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