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不久发表于<北大商业评论>的一篇访问稿.)

    中国今天的民工荒，恐怕不是传统经济学里所讲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并轨过程中，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要看到，中国是在长期的城乡分割的情况下发展城市经济的，在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进城的农民工长期接受的是歧视性待遇，低工资、低福利与农民工的贡献是不匹配的，这个被扭曲的价格信号在宏观上体现为工资的上涨速度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速度，换句话讲，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工，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长期下来，农民工的积极性受到影响。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加之经济危机中，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的大规模投资，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稀释了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传统的劳动力需求大区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因此，我们看到的“民工荒”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如果忽略了这个被扭曲的价格信号，而一味强调产业结构调整，最终会导致企业需求与劳动力的实际供给水平错位——产业升级必然促使劳动力需求往高端走，即对更为复杂的技术性工人的需求会增大。但是这类劳动者在市场上的供给严重不足，现实的劳动结构是仍然存在着大量低技能的农民工。 等到目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一结束，这些被稀释在中西部的劳动者们大批返回沿海地区，那时他们会发现，以前能干的活儿已经干不了，而高端劳动力的短缺矛盾，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因此，目前的民工荒，就是企业找不到具有高端劳动技能的人。最终结果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愈发短缺，而低技能劳动力完全找不到工作。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是必需的，但它不是一剂“万灵药”。 今年春节以后，我们在重庆的调研团队对农民工进行了访谈，受访的60多家经常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超过一半都回答说，之所以今年不想出去了，因为“要不工资低，要不技能跟不上”。 因此，我认为，人口老龄化趋势早晚会出现，民工荒也早晚会出现，但是这个民工荒与现在出现的所谓“民工荒”不是一回事，原因就在于此。同时，年龄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平缓稳定的过程，也不会快速造成劳动力供给不足。 遭遇“用工荒”的企业通常通过增加工资、加强培训等短期方式，勉强度过这个阶段。对企业来说，这种反应是理性的。但如果要真正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户籍和土地制度上调整。我国的工业和服务业的GDP已占到整个GDP的90%，但是城镇常住人口（包括在城市居住了半年以上的没有户籍的人）的占比，即城市化率只有47%。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7%的时候就开始闹“民工荒”，这在全世界都没有过。这两个比例之间巨大的差额，足以说明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