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我”
诸位，很愿意对你们注目致礼，但如果论学术道思想，我提请大家回到实事求是的路。不只是要把你们头脑中的西方思想暂时清空，也要把你们头脑中的“中华国学”暂时归零，老老实实重新思考，老老实实返本归源，老老实实从“我”开始——如是，你们必定发现：不能够归于“我”并紧扣“我”，确确实实是一切愚昧和混乱的根源，世界一下子亮了！
——题记
讲个小故事：
一个忏悔者来到教堂，对神父说：“神父，我错了。”
神父说：“只要你认错，主一定会原谅的。”
忏悔者说：“我偷了一个人的自行车，现在我要把它交给您。”
神父说：“不！不要给我，把它还给失主。”
忏悔者说：“我已经问过他了，可是他不要。”
神父说：“那你就收下吧。”
下班后，神父发现他停在后院的自行车不见了！
神父万万没想到，忏悔者说的和偷的就是他本人——“我”——的自行车。小故事或许虚构，但类似的现象真实而普遍，在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我”自己排除在外。一个小男孩问爸爸：“是不是做爸爸的总比做儿子的知道得多？”爸爸回答：“当然啦！”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孩子马上又问开了，“电灯是谁发明的？”“爱迪生。”“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有发明电灯？”爸爸一下子哑口无言——哪想到问题稍一转就直扑“我”而来呢？
这不只是生活经验，也属于基本逻辑问题，即：任何形式理论都能够解释它可以解释的一切，但绝不能解释自身，作为自身的“我”被该形式理论自动排除在外。这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论证的，乃所谓“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但事实上，自我解释的难题早已被发现，古希腊就有“说谎者悖论”，在哥德尔之前，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伯兰特·罗素于1902年即提出“集合论悖论”——为避免没必要的“数学味”，且借用理发师难题来表意：
有位男理发师，擅刮胡子，细致利索，门庭若市，但并非所有男士都能做他的“上帝”，他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这并非他有意识扩大生意，搞一揽子包刮，而是他无意识的癖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嘛！有趣的是，古怪的事儿发生了，理发师为不为自己刮胡子呢？如果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不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如果不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左右为难，理发师对自己的胡子无可奈何。
理发师之所以对自己的胡子陷入两难处境，剪不断，理还乱，即因为对“上帝”的要求——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在逻辑上涉及自身。这其实是且只是个常识，形式理论必定使用假设，并依赖于假设，也就是必定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它怎么可能解释自我呢？
如何避免理论一方面不得不使用假设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解释自我的困境呢？自然科学先且不论，至少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有一个最直截了当地的办法，那就是从“我”出发，并紧扣“我”——如此一开诚布公，时刻提醒“我”之界线，当然不能说就已经是最终的自我解释，但至少能够为自我解释大大减压。
这正是注目礼思想的独特之处，老老实实从“我”开始，并紧扣“我”，而且最后真的实现了自我解释——经过几年的启蒙，各方面对注目礼已多少理解和接受，
说白了，注目礼思想就是一部“我”的演义：从“我”步入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到“我”以力服别人，到“我”以理养别人，到第三者插足，到“我”以理养大别人和第三者，到三足鼎立，到“我”领导三角，到能混能圆，到窝里斗，到“我”以理养众，到创建组织，到宏观窝里斗，到“我”以起义组织消灭起哄组织，到一统天下，到“我”解散组织，到还天下于天下，自由民主化，以至于最后“我”君临天下，赞天地之化育——自始至终贯穿“我”，这一个“我”既是具体的“我”，又是每个人心底里都有的“我”。（由此可开发一款“我”的注目礼争夺战的游戏，详细可参阅《“我”的天下“我”的事》）
那不就是人性自利吗？不错的！可说“我”就是人性自利的符号，在注目礼思想的演义中，从头到尾的是且只是“我”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自始至终的是且只是就是“我”对成本与效益的算计，不是别的东东，也没有别的东东。这也正是注目礼思想称经济学的重要原因，尽管看起来非常不像经济学，因为着实只是利益的逻辑。
那不就是西方经济学吗？西方经济学就是讲人性自利及利益算计的，而且被无数聪明才智之士一讲近三百年，难道要
不只是西方经济学抽象谈论人性自利，西方政治学也是抽象谈论人性自利，整个西方思想都是抽象谈论人性自利，不客气讲，夸夸其谈。正是由于夸夸其谈，脱离“我”，更不能紧扣“我”，西方经济学虽提出一大堆概念，但都不能彻底定义，包括交易、产权、均衡、组织及所谓“看不见的手”，甚至连价格是什么，经济学教科书也没有真正说清明。可以说，经济学任何一个概念，如果不是“我”算计而来，其中不包含“我”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请交给老鼠的牙齿吧！
西方政治学更甭提，它比西方经济学更要脱离“我”，也更不能紧扣“我”，成天挂在嘴上就是“公共”，“忽悠”出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概念，比如说人民、社会、国家，也包括自由、民主和平等——并非否定这形形色色的概念背后蕴藏着普世的价值，但从西方的论述看，确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拿自由来说，法国大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一针见血：“人们似乎是在追求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一旦脱离“我”，不管动机多么美好，都只是散播云雾而已。（拙文《“朕”即天下——“独裁”与民主的统一》曾论及到底有没有“公共”）
倒是“中华国学”不脱离“我”，并且可认为是紧扣“我”的，区别是在于叫法不同，没有讲人性自利，也没有讲自我解释，而是叫“推己及人”。孔夫子明确表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朱熹在注解时说得更明白：“君子之治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我”用对待自己的东西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对待别人。完了，既包含人性自利，也包含自我解释，不能够过自我解释这一关，就不要拿出去施于人。一开始就要求自我解释，这就是中华哲学的逻辑严格性，岂西夷可比？！一部分人认为中华哲学不讲逻辑也缺乏逻辑，殊不知，这正反映他们不真正懂得逻辑，充其量是知道一丁点形式逻辑的皮毛。
而今神州大地，论“国学”者滔滔，却连中华哲学最基本的内在逻辑都不理解，更不掌握，不亦惑乎？前不久一次讲座中，一位爱好“国学”的朋友问：注目礼思想跟中华哲学是什么关系？答：注目礼思想表面上与中华哲学八杆子也打不着，不但注目礼的概念够不上，经济学的学科更打不着，但实质上，注目礼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更明确讲，注目礼思想就是当代的儒释道，是儒释道核心思想的西方式论证和表达！（可参阅《专访：从西方走到东方》）
并非虚言，事实上，注目礼思想自始至终贯穿“我”，是“我”的演义，实际上也是“我”的秩序拓展，正通于“大学之道”所谓的“修齐治平”，这是中华从前每一位读书人都能够吟诵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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