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教授的谬误

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最近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表示担忧，这种担忧，就其作为对现状的事实描述而言，是有道理的。在经历了07年的次贷危机08年的一落千丈和09年的死气沉沉之后，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经济有什么起色，即便今天执掌美国的是克鲁格曼教授所欣赏的巴拉克·奥巴马。

克鲁格曼教授所担忧的问题要比最多只任两届的政客们深远得多。他认为美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到长期的衰退甚至是“大萧条”之中。这种担心来自于历史经验——比如令人恐惧的1929年，也来自于对现实的分析——从布什的糟糕经济政策到奥巴马的裹足不前。当然也是他的所学所知的那些经济学道理在给他提供洞察经济疾病的透视眼。这位经济学领域里面的医生，已经声称发现了经济的最大顽疾并且要向旧的过时的传统开战了。

克鲁格曼教授把今天所面临的形势称为第三次萧条的开端。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世纪和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至少对于“第二次大萧条”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那是一次漫长而痛苦的停滞和倒退。整个美国似乎一下子“忘了该如何发展”。持续的高失业率和负增长一直拖到了战争开始。显然人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与1929-1933年美国的经历何其相似。股市崩盘、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停止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失灵……有什么理由阻挡这场衰退转变成一场新的大萧条呢？

克鲁格曼教授所担心的未来景象是极有可能变成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表示赞同——不管政客们如何高喊口号鼓吹信心。但是，他对大萧条所作的原因分析，他的分析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以及他所提出来的预防和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依他所言去实行，必将会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盲人骑瞎马一样错过经济复苏的时机，陷入他本人极力想避免的大萧条之中。

对于可能造成第三次萧条的原因，克鲁格曼教授归责于“首先是政策失误造成的，”他在文章中提到最近的情况：“上周末让人深感沮丧的G20峰会”，“各国政府都着迷于控制通货膨胀，而真正的威胁是通货紧缩；宣扬政府需要减少开支，而真正的问题是开支不足。”

这说得够浅显明白了。把衰退延伸为萧条的，是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打开印钞机、政府大把花钱。

我管这叫彻头彻尾的匪徒哲学。

这种哲学的理念是，一个衰退的机体，要不断地施加外部刺激，让其恢复活力。如果经济真的是一个有机体的话，实在没有比这个对他的伤害更大的了。可谓是“久病之人，骤下虎狼之药；纵欲之体，偏添嬖房之宠。”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哪个医生会给自己的病人这样开药方？

抛开哲学。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是存在着“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过高的货币需求）和“消费不足”。流动性陷阱是投资停止，而消费不足则使生产低迷。它们共同造成开工不足，造成大面积的持续性的失业。

可惜，这两个理论都是错的。它们是那种典型的“把现象当成自己的原因”的错误。其本质是把现实中发现的事实另外起一个名字，让它获得理论涵义，再拿它来解释事实本身。对于前一个，我们的确看到危机时期低利率条件下投资不增反降。后一个则干脆就是误导。经验数据表明，在很多萧条中消费相对于生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必须强调的是，作为现象，它们的确来自于经济突然骤降之后对人们信心所造成的打击。要治愈萧条，就必须找到摧毁人们信心的根本原因，而不是高喊着“恢复信心”的口号，继续执行着不断打击人们期望和努力的政策。在绝大多数人没有依据他所身处的外界环境状况对未来前景开始看好之前，投资活动是绝不会恢复正常水平的，走出萧条仍然会遥遥无期。

这里牵涉到一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必须关心那个真实世界里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种关心不是所谓的良心或道义上的关心，不是俯视的、救世主式的关心，而是要把每个人看作是独立的、主观能动的、有目的有思想的个人。他们是会依照自身与跟他最紧密联系的那些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依照自己对个人利益的判断，运用成本-收益分析而做出行动和调整的人。

尽管克鲁格曼教授号称是“经济学家的良心”，以关心人们的疾苦而著称。但是，那并不是一种经济学家角度的理性的关心，而是与普通人一样的仅仅出于感情因素的同情。当然不是说这种同情不需要或不应该有，但是它对于真正解决问题是没有帮助的，有时还会起反作用。在克鲁格曼教授的分析里面，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是纯粹被动的存在。从他的宏观仅仅视角来看，说他把个人当做“没有思想和欲望的虫豸和等待被拯救的可怜虫”，实在不能算作是这位大教授的冒犯。我很想说，在看了克鲁格曼教授自己的陈述之后，这个应该被当做是对他的一种恭维：

在自传中克鲁格曼坦陈，正是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促使他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我热爱《基地三部曲》，书中利用经济及社会力量导入模型而拯救银河帝国文明的心理史学让我难忘。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拯救文明的心理史学家，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学科至今除了存在于阿西莫夫的作品中外，还没有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相信，有一天，一个综合的社会学科一定会出现，正如阿西莫夫在书中所设想的那样。”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经济学，克鲁格曼曾经这样评价道：“当人们问我，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时，我完全可以说，一些诸如为了人类的幸福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老实说，原因是我认为经济学是如此有趣。”“在这世上，任何事都难以与经济学所带来的兴奋相比，当你发现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那些决定一个帝国兴衰的力量，能够被打印在纸张上的一系列数字和符号所诠释和预见，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都需要拥有权利，我们也需要成功，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最根本的奖赏却在于理解的快感。”

克鲁格曼教授的宏观的（更妙的则是“宏伟的”）经济思维下，“经济体系”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任由他基于“理性思考”加入一些最适当的变量，而后得到一些更加美好的结果（宏观方程式另一边的“输出”）。这就是教科书中的总量思维。不用管每个人会怎么想怎么做，增加流动性（货币）就会（当然是在长期中）增加投资；增加政府的开支（因为人们已经不愿意继续消费）就会增加消费促进增长。一切都那么完美。

再没有对个人更加无情的蔑视对市场的自发秩序更加粗暴的干涉了。如果说对于政治家而言，“总要做点什么”会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毕竟他们面临着现实的政治压力；那么经济学家并没有这种压力。这种“新政”式的粗暴干涉行动，已被历史一再地证明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时至今日，人们仍然重复着和迷信着罗斯福新政的凯恩斯主义神话。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大萧条整整占据了罗斯福任期的一大半，而那剩下的一小半，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前，美国经济没有经历哪怕是最短暂的实质意义上的复苏。这是怎样一种智力上的自戕啊。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今天所建议的，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之后所做的。而这些政策的结果，是撕裂人们正在愈合中的伤痛，持久地打击人们亟待恢复的信心。指望这种方式来阻止萧条的到来，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要完整地认识观念的全部后果，对理论进行一番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克鲁格曼教授看来，造成流动性陷阱的原因是人们有着过高的流动性偏好——这种过高的流动性偏好是与生俱来的，毕竟人人都爱钱——以至于进入流动领域的货币都被囤积，人们增加了手中的现金握存。但这是不真实的，是把想象当成了现实，是对个人行为的最糟糕的主观臆断。这世界上固然有将黄金藏入密室或埋入地下的守财奴，当然也有一掷千金的浪荡子，而关键之处在于，对于社会总体而言，人们不存在所谓过高的甚或是无限的流动性偏好（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一些进化了的凯恩斯主义者意识到只有无限的流动性偏好才能阻止经济向充分就业的市场均衡回归。来自穆瑞·罗斯巴德），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和他们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或者叫做时间偏好）。他们总是对一定的收入流做预算，根据其预判来决定当期消费的数量、握存现金的数量和储蓄的数量，而这些又会分别转化为长期中的消费和投资。他们宁肯减少消费和储蓄而增加现金的握存，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现实的形势让他们无法做出乐观的估计。而此时（危机到来时），用打击囤积和再次通货膨胀的办法绝不会重振人们的信心，那事实上是在跟每一个人的预期作对。有经验的人都很清楚，打击囤积总会造成进一步的紧缺——对货币的需求也是如此。而再通货膨胀则是对现金握存的强制贬值，当然只会激起人们反抗情绪而不是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热情，那是在人们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

克鲁格曼教授的理论，根本想法是要在整体上不改变当前的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结构的前提下，让整个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而这是不可能的。近年来我们渐渐熟悉的一个词“投资结构失衡”或“产业结构失衡”可以很好地描述危机时期的经济状态。换句话说，造成经济体系问题的并不是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而是生产的“错配”，是发生在危机之前的投资结构的错误。是相对的过剩。人们需要的东西生产的太少了，而人们不需要的东西生产的太多。注意这并不是市场的罪过。它是在那之前政府所执行的通货膨胀式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大量低利率的信贷进入经济体，而这种低成本的贷款，会让一些原本并不被看好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投资和信贷的持续增加又造成相关领域里的投机活动加剧，特定领域价格开始上涨，而这又会带动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有了这些动力，经济体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府有时候会被一些领域的过快的投资和价格上涨所警觉，但是他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是信贷扩张的结果）。观察经济运行会让我们发现，在“繁荣”时期，生产资料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市和金融市场交易指数的价格都在猛涨——而消费品价格则变化不大；当这热潮过后，当然是那些上涨的最快的下跌得也最惨。这些不光造就了无数个人投机者的悲剧，也带累了投资的停滞和经济的倒退，造成了失业和收入的减少。

既然经济体的问题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结构出了问题，那就不应该把板子打在消费者身上，抱怨“消费不足”。除非经过市场自身的“清洗”，让那些错误配置的资产破产重组，被重新利用到正确的用途上去，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生产结构，这个要交给消费者自身去判断和决定。不会有先验的办法知道错配在了什么地方或者错配到了什么程度。而此时刺激消费的办法也绝不会起到好的效果，它是在干扰市场对“投资和生产的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被政策引导的不必要的消费，维持了延长了错误投资的生存时间，阻碍了萧条向正常经济的复归。有一点必须格外引起注意，刺激消费绝不仅仅指那些定向补贴或消费券之类东西——那只占极小一部分。最大的“刺激消费”行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政府开支的赤字性的扩大。政府本身不是一个生产者，他所做的只是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来用到另一部分上去，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消费的扩大。扩张性的也就是赤字性的财政更是一种消费的不正常扩大（寅吃卯粮）。长期来说，它债留子孙；短期来说，它人为地改变目前的消费结构——不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决定，是在帮助那个错误的生产结构继续维持下去。

在坚持错误的生产结构之上，充分就业均衡时无法实现的。失业的继续当然会进一步打击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而这信心对于走出衰退弥足珍贵。用克鲁格曼教授的建议，不会对恢复信心，也就是恢复正常的投资和就业水平有任何帮助。大萧条的前景就在眼前。也许，克鲁格曼教授亦能想到投资结构的问题，只是他执着地继续无视那些对投资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个人。在他的头脑中，巧妙地加入宏观变量就足以使经济恢复生机。但是无论克鲁格曼教授心目中的美妙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样的，都绝对不会是全体消费者用脚投票选出来的那一个。克鲁格曼教授作不了救世主。人们有着他们自然的行为逻辑，那甚至不取决于他们想象中的意愿和观念，而只取决于他们的生存、追求幸福和牟利的天性。

最后克鲁格曼教授的通货紧缩担忧说上几句。这世界上没有自发产生的通货紧缩这回事。所有的通货紧缩（货币数量的突然大量减少）都是经济体——也就是每个个人——对之前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所作出的报复性的反应。它是政府迫于价格上涨的压力（没人喜欢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而终止信贷扩张的结果。它本身会伴随一些阵痛，但是只要不刻意地干预它，它是有助于经济体迅速消除毒瘤——那些被错误配置的资产，恢复健康的。短暂的破产清算结束，人们的信心就会得到彻底的恢复，投资会很快回到一个健康的充分就业的水平上。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1921年和1981年，在哈丁总统和里根总统的任期内，政府没有阻止通货紧缩，而经济在一两年内就成功地在衰退中走了出来。

PS：对于经济衰退和大萧条的原因，以及罗斯福式新政对经济的影响，建议大家阅读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和阿米蒂·什莱斯的《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即便你可能不喜欢它们，也请尝试着去思考和理解。我并不是说它们一定能说服你，但是有对照的思考，总是可能会增加我们接近真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