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锦衣卫》，不禁有了一些感慨：甄子丹所扮演的青龙，以及吴尊所扮演的荒漠判官，一个是作为皇室爪牙的锦衣卫（在大明王朝统治时期，让皇帝之下的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最大的恐怖组织），一个是西域雁门关的天鹰教匪首，专以打家劫舍、洗劫过往商旅的财物而活的强盗。为了不同的道走到了一起，显然并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服务的。
不管电影里排演得多么英勇，从后人与历史的角度评判，强盗与锦衣卫都是让百姓敬而远之的一类群体。作为杀手的锦衣卫，行动不问原因，只问何时何地何人；强盗更是不问商旅的善恶，只懂得抢劫钱财。但最终他们都为最大的道，追回玉玺，避免假传圣旨，维护君主的统治，避免一场来自宦官与外族勾结的叛乱而现出了生命。
前日读价值中国网上张建平的文章《莫把政见当学术》，
本人竟然感觉在这娱乐与学术两件事情之中有微妙的相通之处。
从本质上，锦衣卫与强盗们的武功，与学者们的研究都是术，没什么不同，他们心中的信仰，以及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道。
目标永远高于方法，术永远服务于道。
本人素来对学术之争没有什么兴趣，原因大抵在于学术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不过是受过教育并了解一些理论的人用以养家糊口，在当世求生存的一种职业化选择而已，争来争去的其实并不是真理，而是能够更长久地吃一碗饭，更确切地说是吃一碗更好的饭。
真正的思想是需要跳出当下的名利功过，站在传承历史与展望未来的角度，对现世的一些现象、政策以及时局的变化，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的。他们需要从淡泊的角度，把生死看淡，更不用说是荣华富贵了。
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期间蓄须明志，这些人虽然未必是思想者，但所做的选择已经跳出了所处的当下，而从未来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言行，就已经不是术的层面，而上升到追求道义的层面了。
学者需要以学术为基础核心，那就是严谨到无懈可击的细节追求，否则将无容身之地；但假如学者无道义，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和判断指引自己的思想，知道什么是该坚持的，哪些是该批判的，而是为了生存而带上面具，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拿人钱财为人卖命，怕就会沦落为别人的门客的境地，与工匠杀手无异。
学术从根本上讲是“术”，术在很大程度上几乎等同于匠。常规意义上的学者几乎等同于建筑上的工匠。虽然门客素来不用发愁自己的衣食住行，但毕竟那仅仅是谋生糊口养家的手段罢了。等价交换，供需平衡即可，就不要给自己披上高尚的外衣。
思想是不能学的，只能通过独立思考去感悟得到，并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沉淀坚硬，并逐渐成为死硬死硬的石头，那种坚如磐石的东西就成为一种道，是东海底下的“定海神针”。
人人讲“不学无术”，意思大体不是思想。我们不能由于自己信奉一种道就否定另一种道，人讲“盗亦有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什么是道呢？道与义相通，谈到“道义”就不能不说价值判断力的问题。
所谓价值判断力的核心就是标签，是主心骨，人活在世，没有主心骨就不能堂堂而立。这个概念更多的来源于对孔子的研究。
孔子周游列国，更多的是在推销自己，在找工作，甚至不惜做出“子见南子”那样怎么都解释不干净的事情。那样的事情让作为孔子的大弟子兼最忠实的粉丝的子路都颇为不齿，成为老夫子传承了数千年的绯闻。虽然我们都相信，孔子与南子之间确实没有什么男女之情，但毕竟这也说明孔子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找到
在孔子晚年，对一切看得很淡，安顿下来的孔子专心从事教育，并考虑到价值判断力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编订春秋，并留给后人“春秋笔法”之类的微言大义。
假如没有价值判断力，孔子就一直处于“待价而沽”的角色；但有了价值判断力，孔子就有了一根定海神针。虽然原则性问题也是可以灵活变通的，但原则本身是不会变的。
从学术本身角度看，执着地追求学术的人，不管是迂腐的学者还是政治明星，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总是会有更强大的势力在指挥，在利用那种学术言论。这在先秦时代是“战国四公子”下的门客，在曹魏时代就是帐下的军师幕僚，在近现代与当代就是研究所与智囊机构。
学者成为某些势力的门客与幕僚，从支持者看来就是股肱之臣，从反对者看来，就是助纣为虐。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力的影响下，评价竟然如此天壤之别！
一年前身为河南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那个逯军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他能说出的那些话，并非表明他就不配做一个党员或者政府官员，而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其实在当代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的，立场并不是统一的这一现实。
不同人的价值与利益是有冲突的，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冲突就在于政府要政绩要形象要面子，百姓要生存要实惠要里子；政府很多时候是做给外人看的，百姓更多的时候是活给自己以及家人的。这之间即使不是原则性与方向性的问题，而仅仅是比例与倾向性的问题，都会发生冲突。
政府与国际社会之间也是有冲突的，比如外资所代表的国际势力要进入你的市场，要得到更大的利益，就意味着政府与百姓要多贡献出一些。假如政府与百姓不肯放手，国际势力就会不高兴，国际社会不高兴，政府就会心慌，而先行牺牲百姓的利益，以保证自己的安稳，不至于导致内忧外患，所以中国的政府至少从满清统治的后期开始，就是宁给外贼不给家奴的，甚至据说大清曾经向外族祈求救兵，帮助自己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曾经申请美国人的援助，帮自己清剿“共匪”。
从物质规律讲，有人得到的多了，必然有人要有所损失。是一种零和博弈。所谓Win-win是从更开放的角度，占在外来者的立场来说的。
从中国经济的三足鼎立原理出发，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会让另外两方的利益受到伤害，所以，只有拼死捍卫自己的立场，才能有安身立命之根基，为政府说话就不太顾及百姓的疾苦，更不管会遭遇什么样的国际舆论压力，做自己的御用文人就足够了；站在国际社会的角度，自然可以为市场化、国际化、自由贸易摇旗呐喊，作为国际主义的传教士，为反山寨而战；假如你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就需要放弃功名利禄，承受来自另外两方的口诛笔伐。做个专门以改革开放为敌的反动分子，做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
人都是有基本判断的，即使当下没有，从长远看也是有的。
人都要经过终极评判或者是末日审判，是非功过并不是由当下做判断，而是需要盖棺定论或者之后的50年、100年甚至千年之后再做评价的。
学者首先要做的是要强化自己的价值判断力。就是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服务为谁争取利益的。
所以，暂时的荣耀与财富，光环与声望都是虚幻的，只有在清晰的价值判断力基础之上，所得到的才是稳固的。
——问一句：在言行之前，你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力吗？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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