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和元

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曾对美国知名外交官兼作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做过如下定义，他说：“就其对大国平衡政治的关注而言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但他高度重视‘以文化接触为手段来打消世界舆论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凯南说他‘愿意为此用所剩的全部政治宣传储备来换取单纯用文化接触就可实现的结果’。”从这点来看，文化对一国的实力的形成和助益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们知道，文化批评家往往对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区别对待。许多政治家和观察家也都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高雅文化能够为他的国家创造相当多的软实力。这方面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就曾不止一次的表达过如下观点：“对我们国家来说，与那些曾在这里接受过教育的未来世界的领导人们的友谊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东西了。”从英国、日本、美国和德国乃至苏联的历史来看，的确国际学生通常会怀着对曾游学过的根据的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态度回国。

历史证明文化交流对精英们的影响，一两次关键的接触就能产生重要的政治效果。这些例证中外都比比皆是，譬如：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留学苏联的王明、留学日本的汪精卫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譬如亚历山大·亚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1958年在美国留学，后来成为苏联重要机构的首脑。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在自由化问题上对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也正是因此，一个国际教育团体的报告不得不承认“在某国留过学的人会构成这些国家的了不起的善意储备”。的确许多留学生后来身居要职，并能对曾经的游学国家所看重的政策发挥重大影响。影响远不仅仅只是这些，它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冷战期间，高雅文化的交流，如剧院、歌剧公司、博物馆等众多的非政府机构曾在苏联表演或展出。这种演出的成果正如约瑟夫.奈形容的：“一位苏联音乐家意识到，他们所受的培训曾让他们深信西方的堕落，但年复一年都有来自波士顿、费城、纽约、克里夫兰和圣弗兰西斯科的优秀交响乐团，‘堕落的西方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乐团？’”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雅文化的确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软实力。这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但与之相对应的流行文化，显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没能引起人们足够正确的认识。

在很多人眼里，流行文化充其量不过是通过纯粹的市场力量和享乐主义来引诱人的恶之花罢了。在现实中，很多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因为流行文化露骨的商业性而对它嗤之以鼻，对流行文化里的诸如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这些元素大不以为然；政治家和观察家们也认为流行文化所提供的只不过是大众的娱乐而非信息，所以认定它是不会有什么政治效用的。有些道德高尚的先生，甚至将其斥之为麻醉大众的非政治性鸦片。

但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这种蔑视是不合时宜的”，确实，那些流行娱乐事实上包含了大量的诸如个人主义、消费者选择、尊重和其他具有重要政治效用的价值的潜意识形象和信息的，而这恰好是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本·瓦顿伯格（Ben Wattenberg）的一段话就直达了问题的实质，他说“美国文化虽然包含大量的诸如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的这些元素，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并非美国流行文化的全部。这些元素同时也给人们描绘了一套包含有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反对墨守成规、多元化、自愿、以民为本和自由等元素特征的价值观。本·瓦顿伯格还进一步论述到“不管这些元素反映了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正是这些内容吸引了人们去买票。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它们事实上比政治和经济还有影响力，它们事实上在驱动着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1961年也发表过一段与之相近的话，他说：“什么，好莱坞比哈佛更重要？但我的答案却是：的确好莱坞虽然看起来没有哈佛纯净，不要忘记的是，好莱坞的触角要比哈佛伸得更长”。

最后还是让历史来教育我们吧：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员将一些青年关入监狱，罪名是他们播放了“美国音乐的靡靡之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米洛斯.福曼（Milos Forman）在60年代解释了其原因，“你在听比尔·哈利和猫王的音乐，而且你喜欢听，但随后捷克电视上出现一张严肃的脸告诉你，‘这些狂舞乱扭之辈就像从森林逃跑的猴子——他们代表人类的尊严吗？’……最终你丧失了所有，所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