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何建明
第八章
这颐和园和黄鹤楼的一惊一乍不要紧，毛泽东却从此再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了。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了加强对他安全保卫的几条新措施。
开会回来，毛泽东对我说：“罗长子又在我的脚上绑了一根绳子。这样不好么，让我跟群众隔开不好么。”看得出，他是不高兴这种做法的，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黄鹤楼一事对他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我听后倒是很高兴。能让毛泽东安全，这是我这个卫士长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些。毛泽东是个很好动的人，而且他的思维异常活跃，除了他工作开会之外，他随时随地想到的是到下面去，到群众中了解情况。虽然在他身边有好几个秘书，上百个警卫人员，中央每天有专人给他送来来自各地、各部门传送的文件、材料，和一些群众来信，可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都是“第二手材料”。他是个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的领袖，他教导别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应该亲口尝一尝”，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疾苦，他是党主席，国家主席，基层的党员情况，工厂、农村的工作到底啥样，他都想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知道他这个脾气，便不断地给他送来材料，可这些材料送得越多，毛泽东便越想亲自到下面去看一看，听一听，然而，他没有自由，他不能随便走，就是出中南海，也必须经中央批准。他渐渐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
“他们是想让我当关在皇宫里的皇帝爷么，我不干，我不要他们把我的手脚捆住，不到下面亲自走一走，听一听，我怎么能知道下面到底是个啥样？”
“材料，光靠材料能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吗？”
“如今会送材料的人多着呢！他们给你送的材料，专报好的，坏的是不报的！”
毛泽东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可在这一点上，中央并不怎么让步。而且理由十分充足：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党以及整个国家的大事。
作为卫士长，我非常理解中央的精神，但同时我又非常同情毛泽东。
跟他时间久了，对他想说想做的事基本上能摸个八九不离十。我了解毛泽东，他来自韶山冲的农民家庭，所以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精力全部倾注在民族解放事业上，对打仗、对同蒋介石斗争，他是那样地运筹帷幄，那样地稳操胜券。可搞社会主义，搞工农业生产，我看得出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是个全新课题，对毛泽东而言同样也是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因此，越是处于这样的地位，他越想了解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到底有多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多少还没有考虑到或是偏离的，人民群众对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多少是满意的，又有多少是不满意的，他统统想知道。
“我是人民选的主席，办好人民的事，我心里才踏实。”毛泽东不止一次对我这样申述他的心头话。
从黄鹤楼出现的意外后，毛泽东想“动一动”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下去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先要报中央批准——当然一般都是能批准的。但这种情况就不那么自然和客观了。
先说对毛泽东的保护吧，每次出去，就必须先由公安部门通知沿途各单位进行严格的一丝不漏的检查，然后便是精心的布置，譬如估计毛泽东要同什么人谈话，或者聊几句，于是就百里挑一地事先“培养”好几个。如果时间允许，有关部门还要求“彩排”，以保证绝无差错。有关部门知道毛泽东随意性很大，于是就得事先安排好几种方案，以应付需要。
于是，毛泽东的每一次到基层的巡视、考察、参观、座谈……便成为有关部门们“导演”的一出出戏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毛泽东下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的本意就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很大程度上都变了样，走了调。
现在我想，人们议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难道与这些情况和做法没有一点相关的因素吗？
在警卫方面自然更是要求万无一失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重兵保驾，四周还有便衣警戒，卫士和警卫前呼后拥……那时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先进的警备器械，漂亮的防暴防弹轿车，所以只好多派出些人了。于是，毛泽东每到一处，要真正见的群众、干部倒没有几个人，而警卫、安全人员却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是察觉不到，而是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他慢慢也习惯了，这毕竟比在中南海要好多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可悲之处。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活得自由自在，便是他的一大可悲之处。
虽说我是他的卫士长，在权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论比，但平时，我有比他多得多的自由权利。我随毛泽东进中南海后，家就安在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仅前后院之隔。平时，毛泽东是不能出这丰泽园的后墙的，而我却不一样。走进红墙我是毛泽东的卫士长，站得有站相，坐得有坐相，可出了丰泽园、回到自己的家，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爱到大街上遛个弯，爱到小摊喝碗棒子粥，啥都可以，而这一切，毛泽东是无法与我相比的。他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得到。
有一个星期一，我到毛泽东房间。他见我后，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很随便地问我星期天都回家干些什么？我说带着小韩——我的爱人一起去看地坛庙会。
毛泽东一听两眼顿时露出十分羡慕的目光，说：“那可一定是很热闹的呀。什么放风筝，卖糖葫芦喽，耍把戏的，要是我去，一定尝一碗大碗茶，北京的大碗茶很有名哩！我第一次喝它还是李大钊先生告诉我的，要到前门才能喝得到正经大碗茶。”
“唉——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毛泽东半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口袋里揣上几个铜板，一个人哼着小调，去店铺喝上一碗大碗茶该有多好么！”
听了毛泽东的感慨，我心头好一阵激动。我真想说：“主席，我带您去前门喝大碗茶。”可我始终没有说出口，铁的纪律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不由自已地为领袖连随随便便上街遛一趟，喝一碗大碗茶的自由都不能得到而深深感到……我不知道怎样用言词来宽慰毛泽东。
“银桥，你还记得那次在黄河边我们一起到农村搞调查的事吗？”许久，毛泽东缓缓地问我。
“记得，主席。那次您带我转了十几个村子，走了十几天时间，收获很大。”这样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单独让我跟着他到农村调查，回来后让我写《旅行记》的那次。
“收获是很大呀，那时我出去可以随随便便地到老乡家，跟他们一起住窑洞，上炕头，在地里撒粪土……那时有多好哇。”
是啊，那时确实值得我永远的回忆。
那时胡宗南部队在毛泽东指挥的我军沉重打击下，已开始无力向我们发淫威了。部队到达黄河边的神泉堡后，借战事间隙，毛泽东跟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打过招呼后，便带着我及一个警卫班开始了一次农村社会调查。那是一次十分愉快和轻松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完全不像以后外出时那种前呼后拥的样子。在陕北解放区，有不少人是亲眼见过毛泽东的，而大多数人则是从画像上见过他。解放区的治安也十分好，群众觉悟也高，我们给毛泽东当警卫也就用不着那么紧张了。
毛泽东走东村，跑西寨，就像小时候在韶山冲的田埂上走一样，非常随便，他每到一处，就跟老乡一起推碾子，唠家常。
一次，毛泽东与老乡在一起，在一个粪堆旁，用手捏着粪肥。毛泽东问老乡：“你们往常都给地里施些什么肥呀？”
一个老乡说：“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些草肥。”
毛泽东又问：“够不够庄稼生长呢？”
老乡说不怎么够。于是，毛泽东便转身指指窑洞，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得黑油油的，这可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
老乡们憨厚地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窑洞的黑土是灶老爷的衣裳，是使不得撒在地里的。”有的说：“祖辈人没有这么用过，所以，我们也没人用。”
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现在种地，就是要跟先人有点不一样，要不然就提高不了产量，今后要科学种地，科学种地就像我们跟胡宗南打仗一样，得讲究点道道哩！”
老乡们连连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要说窑洞里的黑土动不得，我看这就不太对头了。天上的老天爷最讲究干净的，我想，这灶老爷也总不是觉得越脏越好吧？你给它刮去黑皮，时常穿上新衣裳，它不是会更高兴么！”
“哈哈哈……”毛泽东把深刻的道理，渗进幽默的比喻中，老乡们听了无不赞同，田间里一片欢声笑语。
几个与毛泽东年龄差不多的老乡，一边笑着一边还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连声说道：“有你的，真有你的！”当时我站在一旁，目睹这情景，心里感到好舒服。人民领袖与人民真如鱼水一般的交融！
当时，是陕北行政区实行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农民们都喜气洋洋，像过年一般，在毛泽东搞调查的这一路上，不时有中央和陕北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及当地干部向他汇报各方面的情况。每次毛泽东要求他们详细地把农民生活和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讲给他听，而更多的是毛泽东他自己直接与农民们在一边劳动一边交谈中了解情况。
那几天，毛泽东跟农民一样高兴，他帮老乡们打谷子刨山药就像帮自己家的人干活一样。我怕他累了，便劝他休息。毛泽东摆摆手，说：“跟着老乡们搞秋收，干得越多，我心里越高兴，高兴了就不累了么！”
打谷场角上有一群娃娃们在掰玉米。娃娃们认得毛泽东，便叽叽喳喳地围着“毛爷爷”要他讲打仗的故事。
毛泽东挤挤眼，打趣地对娃娃们说：“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出来，我就给你们讲打刘戡的故事。怎么样？”
于是，娃娃们“嗷嗷”地叫起来，瞅着毛泽东出问题。
“你们谁是地主呀？”突然，毛泽东两手叉腰，一本正经地放开粗嗓门，说道。
娃娃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认真地分辩说：“地主都给我们斗倒了，谁也不是地主。”
毛泽东便又压低粗嗓子逗孩子道：“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呢？”
娃娃们一听是这个问题，便勇敢地抢着说道：“土改了，我们有了地，这是好几家的粮食呢！”
毛泽东笑了，装作刚明白的样子：“哈，原来是大家的！”
娃娃们立刻又叫又跳地拥向毛泽东，有的抱着他的腿，有的往他肩膀上爬：“你逗我们呢！你逗我们呢！……”
毛泽东开怀大笑起来，边笑边举着双手：“好好好，我投降，我投降。”
一天，我跟着他离开南河底村后，便来到了白云山一带。那个山上有座白云寺庙，很大。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到过寺庙吗？”
我说：“小时候跟妈去过小庙烧过香，大庙没见过。”
毛泽东乐了，说：“看来你又跟我一样了。我小时候也是跟母亲到过小庙烧过香，还磕过头呢！不过，我比你强一点，我见过大庙哩！那是在长沙读书时，我与一个同学曾一次徒步五个县搞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微山寺，讨得一顿斋。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片刻，毛泽东转头问我：“想不想去看庙？”
我犹豫了：“这……不都是些迷信吗？”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寺庙是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它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地。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
我摇摇头，心想：我只知道书本上的东西才是文化呢！
“明天，我们上山一定去看看庙。”毛泽东兴致很高。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毛泽东手持柳木棍，带着我，顺盘山的松林阴道，向山上走去。当地的县长闻讯后也从县城赶了来，陪我们一起上山。
到了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那博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对我说：“银桥，你看要是再有点云，今天我们可真成了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可不是，我高兴地笑了。问：“主席，世上真有神仙吗？”
“有啊。”毛泽东一本正经地睁大两眼对我说：“能改变这个世界，能呼风唤雨的就是神仙。这个神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哇！”
我和县长听他这一说，都笑了。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人民用双手能在地上种出粮，造出田；我们的党领导人民从黑暗中走出，建立起自己的光明社会；我们的军队能以一当十，在短短时间内，打得胡宗南部队落花流水，难道这不是神仙吗？可这一切，难道不都是您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吗？啊，毛泽东，您才是神仙呢！
我真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毛泽东。我刚想说，却见茂密的柏树丛里钻出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非常有礼貌。看见是县长陪着的，料定是个大人物，于是便合掌施礼。
毛泽东很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说：“老师父，我们来参观参观你的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忙弯腰说：“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笑了：“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怎么改口了？可别破坏了佛门的规矩。”
老和尚一听，肃然起敬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毛泽东，我见他的目光里闪着光芒。
进了寺庙，后入至方丈。屋子里显然是久日无人打扫过，桌椅上蒙了不少灰尘。老和尚又吹又掸的，毛泽东忙说：“不要费事了，我们很随便坐下来聊聊么。”
老和尚还是很客气地给毛泽东沏上一碗香茶，而后才坐下。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
老和尚敬畏地望了一眼县长后，含糊地答道：“好，好着哩！”
毛泽东笑着一摆手，说：“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你们是讲究超脱的，要讲实话。”
老和尚听后很是感动，于是也就不看县长，只管与毛泽东聊道：“不瞒施主，以前这儿信神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我们生活得很好。后来成了解放区，信神的人就少了，出家的人也少了，来布施的人更少，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有时显得困难。”
“嗯，很好，这才是实话。”毛泽东频频点头。又问：“有什么困难你都说说。”
老和尚受了鼓励，于是便放开了胆子：“施主您是明白的，布施的人少，即便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我们吃穿就都有困难了。现在庙里的人已经走了不少。后来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生产，开头不习惯，干干就手脚灵活了，倒也能劳动。”
“好，这可是一大进步。”毛泽东十分赞许道，“你说说，现在生活到底怎样呢？”
“出家人不打诳语。现在我们自己打的粮食够吃，其他什么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都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些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蛮好的了。”老和尚说。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终于露出宽慰的微笑。“老师父，你看这样安排还妥当吗？”
老和尚连忙拱起双手，做鞠躬状：“托您的福，安排很周到。如今我们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一起进步啊！”
“讲得好！讲得好！”毛泽东好不高兴，说：“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随社会变一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可不行。我们共产党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将来全国解放后也要这样做。不过，和尚还有尼姑们，得参加一些能养活自己的劳动，参加劳动一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二可以增强身体。老师父，今天我来到你这儿真是‘取经’了。”
老和尚高兴得连连点点头：“不敢不敢。”
毛泽东接着又问了有关寺庙的情况，完后便在老和尚的领路下，参观了整个寺庙。
这座白云山寺庙很大，有五十余座殿、堂、庭、阁。毛泽东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类尤感兴趣，一块一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并不时感叹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要把它毁坏了。”转头，他对县长说：“县长同志，请县里再拨一些经费，这寺庙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给它重新修一下了。”县长马上掏出小本本记上。
要告别了，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了寺庙，临别时说：“明天是九月九，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欢迎施主光临。”
“噢？明天就是庙会呀！”毛泽东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好，明天我们就来看大戏。”
下山时，我见毛泽东的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看得出，他的心头又去了一桩心事——这大概就是他平时难有闲暇顾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白云寺庙这一趟，使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很高兴，为毛泽东高兴，也为明天能同毛泽东再来看大戏而高兴。
第二天一早，大路上就已经是热热闹闹的了，老乡们三三两两地喧嚷着上山赶庙会去了。
毛泽东的兴致并不亚于老乡们，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上走：“快，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不过，我倒是一时犹豫了：“主席，我们别去了吧？”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突然。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怕不安全。”
“哎哟，有什么怕的么。”毛泽东满不在乎地说，“要知道，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赶庙会的人都是去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谁还敢生是非呀？”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坚持了。
一路上，毛泽东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是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民情和风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好处大着呢！”
他总是有一套目的的。在我跟他在一起的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渐渐了解到毛泽东为了同群众接触，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只要有可能，他是什么事、什么形式都愿意去做的。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是庙会正日，山上的人多极了。庙里庙外，香烟缭绕，木鱼声、念经声，加上庙场上的戏台锣鼓声，可谓好不热闹。
毛泽东没有进殿，只身来到了戏场。那天开场戏是山西梆子。看戏的人很多，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也来了，于是毛泽东就挤在群众后面伸长了脖子朝台上看。他平时对京剧感兴趣，现在有山西梆子，也能对付。
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发现了毛泽东，于是，戏场里就骚动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老乡们兴奋得连戏都不看了，转身都向毛泽东拥来。还有人给他搬来凳子请他坐。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看，我一个人坐着，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这当儿，台上的戏也演不成了，演员们也挤出后幕来看毛泽东。台上台下，热烈流淌着群众对自己领袖的一种崇敬的心潮。
毛泽东有点待不住了，悄声招呼群众：“老乡亲，看戏吧，今天我们是来看戏的，可不是来看我的。”然后又招呼台上的演员：“你们赶快演吧，我和老乡们是来看你们演戏的呀！”这才又重新演戏了。
那十几天时间里，毛泽东是那样的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而且吃得好，睡得好，要不是后来周恩来派人送信来，说中央机关要搬地方，我想毛泽东还会带着我多走几个村寨呢！
毛泽东是那么渴望能到他的群众中去。什么叫鱼水关系，我觉得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好最好的体现。他渴望到群众中去，像鱼儿渴望到水中去一样，离开了群众，他就会心慌、烦躁、坐立不安，一旦到了群众中去，下了基层，他就是那样的兴奋、快活、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