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参加的几次关于“十二五”规划的研讨会上，逐渐悟出了下个五年计划的一个“亮点”，即“城镇化”。按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截至2009年底，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水平达46.6%。按这个速度，6年（含“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再增加5.4%，“十二五”期间超过50%应该说是有把握的。城镇化率过半，也就意味着中国将从一个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

　　按发展社会学的定义，城镇化指的是乡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镇转移和积聚，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因此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深层次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相伴相随的是，由于生产方式从传统农业转向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从而影响到这部分“新移民”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在这些方面逐渐会发生质的转变。

　　前些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委托，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背景资料，做了一个关于“农村留守人口”（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课题研究。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大有水分的。因为城镇化指的是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然而中国的情况仅仅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或者说是乡村人口在劳动年龄阶段向城镇转移。这种“城乡两栖、亦工亦农”的“农民工”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其中至少有两点区别：其一，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同时，大部分人作出了使其家庭中被赡养人口“留守农村”的选择；其二，在进城务工经商的劳动力年老体弱或者遭遇其他社会经济风险时，他们几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落叶归根，返回乡里。

　　“十二五”提出的城镇化，似乎是想扭转这样的态势，有专家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个建议有其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大量聚集的一线城市，地方当局并不想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他们仅仅把外来人口当作劳动力资源来看待，而对他们作为中国公民应享的权利和福利（或称“国民待遇”）却不愿负责任。当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市场价值耗尽时，最好乖乖地自己走开。前几年在珠三角，近些日子在北京，还都曾有过实质上是“驱赶低素质人群”的官方动议。可见，在这些一线城市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要想真正成为“市民”，在政策法规方面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于是，有专家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以“小城镇”，尤其是新建的“小城镇”来吸纳在一线城市中“告老返乡”的农民工。给他们“城镇户口”，于是他们也就“被城镇化”了。这样的政策设计还有“调查数据”作为依据——问农民工：“将来年龄大了，在外打工做不动了，有什么考虑？”回答常常是：“趁现在做得动，存一笔钱，将来回老家去开个小店”——这样想的农民工确实不少。所以，以星罗密布的小城镇代替一线城市来作为农民工养老之地，这样的政策思路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是，问题在于，即使农民工终其一生劳苦，能够积累起来的资金也不会太多。将来回家到小镇上买房子，开小店后，应该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整个小镇聚集的都是这样的“市民”，那么，谁是小店的顾客？或者说，谁是小镇上的消费者？进一步发问，这些小镇的生计乃至生机究竟在哪里？想当年，下岗失业大潮涌现时，东北某地的下岗工人都选择了卖冰棍作为应急手段，但是吃冰棍的远不如卖冰棍的多……

　　我们可以到中西部地区去看一看，哪里似乎本不缺乏县城、小镇，可那些小城镇现在有几个是生机勃勃的呢？破败衰落的倒比比皆是。为什么？那里缺少的就是就业，就是可持续生计。于是，年轻力壮的后生，即使有城镇户口，同样得外出打工。

　　更值得担忧的是，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一线城市“土地财政”的神话刚刚使那里的领导干部“觉悟”，有多少地方当局正在跃跃欲试。如果加上“十二五”规划的激励，“小城镇建设”即刻遍地开花，这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在一线城市已经成为痼疾的强征强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官民对抗，也会随之不胫而走，导致社会冲突狼烟四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发展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区和城市群的发展，与其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相匹配的。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会发现城市群的发展往往会滞后于经济发展。对于本地的和外来的“农民”而言，当他们的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转向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时，就会逐渐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才有“城镇化”的需求乃至市场。

　　如果我们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为追求“城镇化率”而先城镇化，再工业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异是揠苗助长。没有可持续生计作为基础的城镇化恐怕会成为21世纪10年代的新的“大跃进”。其结果很可能是使本来可以实现小康的农民家庭沦落为城市贫民，从而破坏2020年“全面小康”的大计。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确实需要城镇化，但不是停留在“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既不是名义上以“常住人口”实则是以“两头（未成年和老年）在乡”的流动劳动力为统计口径的“城镇化”，也不是名义上以“城镇户籍”实则是以无可持续生计为代价的“贫民化”的“城镇化”。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表明，城镇的基本功能或首要功能应该是以社会化、市场化的大生产为一方百姓谋生计，但这一点常常被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所忽视。以这个理念为基础，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是以经济发展为大背景的，以就业和生计为先导的，以深度的社会结构变迁为目标的。因此，这就要求中国的一线城市必须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敞开胸怀，接纳并改造“新移民”；同时以自己为原点和龙头向外扩张，开发出成片的日益富裕、繁荣的城市群落和经济区域——这才是中国城镇化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