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者”
——《梅贻琦先生 一个时代的斯文》序
梅贻琦先生在其力作《大学一解》里，指出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universiy）的“源流”问题，大意为：我国大学思想（greatleaning）古已有之，但这是指它的内容（精神和理念）；而其形式（组织和制度），则是到了现代才从西方各发达国家——法德、英美等“移植”而来。用他的原话说法就是：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近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大学一解》）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掀起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热潮，其中也包括探求教育思想和制度的途径。一百年来（按指到上世纪30~40年代中）涌现的教育家（这里单指高等教育）和知名的教育工作者何止数十百家，但归根结底，具有代表意义并通过亲身实践做出显著成效者只有两家，这就是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大陆派（德法派）和以梅贻琦、潘光旦为代表的“英美派”，这两派“借石者”或“播火者”本是同根生（均源于希腊教育哲学），但发展到后来又形成各自的特点。前者我姑把之称作“博大派”，后者则可称作“精深派”。
梅-潘在教育领域的著述和实践极其丰富，而其通力完成的《大学一解》， 我一直认为，既是他们本人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大成之作，也是我所见到的论述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典范之作。而且，就其学理、施教方针和现实综合价值论之，说其达到了当代中外同类著述之颠峰，亦当不为过。“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造乎西洋文化之峰颠”，把人们赞扬梅本人的话用在这里，也很确当。
梅贻琦先生一生毕其全部力量尽瘁清华、尽瘁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事业，“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他于1962年在台湾谢世时，哀思如海，悼文如潮。在如海如潮的哀悼声中，由一大批在台文化耆宿组成的治丧会、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氏执椽写成的“治丧会祭文”写道：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 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先生生平尽瘁国立清华大学，虽于国家危难之际，两度出长教部，而兼领清华如故。人有恒言：见果知树。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
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型仪多士，我先民之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
今世以有无原子科学设备，为衡量一国文野之准绳。先生忠爱国家，……殚精竭虑，奋不顾身，为国家提供此一需要，使……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膺选，学界引为殊荣。孰意，先生竟不稍留而遽殒其生，终天遗憾，……岂天之将丧斯文！ 请为公歌：……
—引自赵赓飏：《梅贻琦传稿》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梅校长在大陆政权易帜时，是被前政府当作“国宝级”人物接走的。而他之所以要忍痛离开他“生斯长斯”的清华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要继续办教育——办他终身奉行不渝的自由主义教育而不可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本来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带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个从振兴、发展请华的计划复员北上的。可是，抗战结束后的国内形势，最终使他继续按清华原轨迹发展教育的理念化为泡影。抗战胜利不久（9月10日～10月10日），他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会议”。期间，所谓“旧政协”也正在重庆举行。他耳闻目睹会中争执的情况，很是失望。以张奚若先生挑头的联大“十教授[1]致蒋、毛电”就是这期间提出的，内云：
……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患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期望协商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割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商谈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2]
在重庆，他洞见“国共问题”之复杂，以及战后几个月时局的发展，使他对战后发展教育的愿望和信心蒙上了阴影。归来后（10月28日晚），他出席了以北大一些资深同人[3]在章廷谦家里进行的晚餐会，会上“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回来当晚在日记上写道：
“……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是的，战后局势的基本症结，就是“国共问题”，就是国共之间随时随地一触即发内战。但梅贻琦对于办教育、办清华确实是太“痴迷”了，所以还是“尽人事而听天命”，以极大的热情把清华之船开回清华园。这期间的梅贻琦虽未作太多的奢望，更不敢作任何“豪言壮语”，但还是期望北归复校后，把他所热爱的清华母校尽可能地发展一步。至少要：“学生名额，约必有相当加增，……师资方面，当亦须增聘，……务使新旧院系，即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蔚然可观，则他日诸校友重返校园，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更多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所最应致力者也”。如此而已！
但就是这点希望，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步步地变成破灭。11月5日，他又应闻一多、闻家驷昆仲之邀，参加了有曾昭抡、吴晗参加的饮酒会，“饮酒据报有九斤之多，至十二点始散”。中间究竟谈了些什么问题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人对他进行了说教。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事情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接下来，国共的问题不但未有解决（实际上双方都不想和平解决），而且出人意料之内的发展成为令“生民倒悬”（陈寅恪语）的战争。使得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不得不做好出走的打算。11月初，当华北局势“已濒危殆”（赵赓飏语）。梅贻琦迭与教授会、评议会要员筹商对策，“为防万一”，清华先在北平城里设了一保管小组，将学校重要帐册文件移存保管。11月中，恰有其军方亲戚（按即卫立煌）有携眷南飞之便，他先安排其夫人及长、三两女公子（祖彬、祖杉）与两个外孙搭机仓惶离平赴沪转香港。次女公子（祖彤）时在城内住院产一女；四女公子（祖芬）方在清华二年级读书，一家人乃分别离散。十二月初北平告急，梅“每日进城，与北平各院校及军政机关联系，并商就地应付方策”。十二月十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十五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他“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以上资料均见赵赓飏编著《梅贻琦传稿》）
梅贻琦12月14日进城，原本也负有为校内员工筹措薪资的任务。他于翌日上午设法赶回学校把取得为员工发薪的款项送到财务部门，当天下午又返回城里。在城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于21日从东单临时机场登上南京政府派来的飞机离开了北平。与他同机离平的人士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12月17日，南京首先派来的是接胡适的飞机，名单里没有梅的名字。有人劝他争取就搭乘这架飞机离平。但他弄清情况之后“无动于衷”，后来，南京派来专接他和其他人的飞机到了，他才从容不迫地走上了飞机。北大张起钧是当时和他同机离平人士之一，还有当时即与梅先生有特殊交往，后来在台期间又长期任梅的贴身秘书的赵赓飏，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都对每当时的情况，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读者可参阅拙撰《清华的校长们》和赵氏《梅贻琦传稿》等书，此处不再详述。但张起钧在文章中有一段感慨性的文字，因与本书主旨有密切关系，很值得重复一录：
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而深深地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情势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摈弃背景，托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像，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至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险夷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儒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同上）
在梅贻琦尚未离开学校时，不知纯属自发还是被授意，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和结队至校长住宅和办公处所请愿，要求校长留下；吴晗（他此前不久，在以梅贻琦为首的清华校当局的闻风授意下，从清华园奔赴解放区，详见新近出版的拙撰《清华的学子们》有关章节。）也发来“挽留”性的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也发出广播，略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梅校长可以留任，请勿擅离”。……
但梅贻琦未为所动，还是走了。
事实证明，如果他不走，他定将一无作为，弄不好还会出事；他走了，虽然忍痛离开了“生斯长斯”、离别后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庐；离开了他用以“安身立命”并完成事业的根据地，但总算作出了虽然有限但也扎扎实实的成绩（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九章以及第三部分部分文章所述）、他后来无可奈何地去了祖国的宝岛台湾，先以清华的校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但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为“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仍应在北平清华园”；他生前亲自选定，把墓穴修在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以便在冥间也能日夜守望着北京清华校园。……诗曰“敢言程雪与春风，困学微忱今夕同。……十年漂泊泪由衷，回忆园内好风景，堂前古月照孤松”（1949年《和顾毓琇诗》）
但就是因他走了，因此他生前和故后很长时期不被有些人士所谅解，是他的事迹，他平生对国家民族的奉献，在大陆，始终人为地被置于“韬光隐晦”状态。直到现在，在校庆百周年庆典的昭示下，才真正的，也不得不然地“鸡鸣林角”，真正地见到了“晨曦”（套用黄诚诗句）。估计此“势头”将不容易再被人为遏制，因为此亦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潮流和两岸和解的大势致之也。
在中国大陆，在梅校长于1962年在台岛谢世以后，因为职业的便利，也因为主观“价值观”的原因，笔者算是关注梅校长事迹较早的一个，并在近30年的学术活动中为校中、为社会和后人留下一些文字记述，并还积攒有一些已成、待成之文稿未和读者见面。但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精力的衰退，眼见有些事情就要变成难以为继之憾了。但就在这时，一位有胆有识的青年人，不期而至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他就是本书另一作者钟秀斌君。我对钟君原本是素昧平生，确确实实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理念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他是通过一个熟人辗转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在通话中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就是出于对清华优秀传统的向往，尤其是对梅贻琦先生道德文章的敬慕，也鉴于我本人上述“精竭力衰”情况的必然出现，甘愿在百年校庆期间襄助我，把我已有、已竟和未竟作品加以整理，为校庆、也为社会和后人多留下一些“梅贻琦斯文”。
经过短时间的接触，他确实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肯负责、敢承担的青年人。他确实是我的一位志同道合者。很快，这第一本合作（其实很多都是他一手完成，并且发挥出可贵的创造性）“成果”便编撰出来了，并根据我和已故赵赓飏先生的散作撰写了本书第章中的一些章节）。
以下把本书所含内容向读者简告如下：本书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根据我的一篇旧作——曾有马相武君共同署名的《梅贻琦与清华大学》一书修订而成，其中第九章以下是由钟君根据我、主要是已故赵赓飏先生的散作综合（毋宁说是移植）而成。前已提及，赵先生生前追随梅校长多年，特别是在台期间曾长期任梅校长的贴身秘书，梅校长谢世后尤为弘扬梅校长道德文章而不遗余力（事见本书第三部分有关文章）。他生前通过梅祖彦先生介绍和我相知，并有过较频繁的文字交往。他也是我的（恕我高攀）一位在弘扬梅校长道德文章方面的志同道合的者。因此我和钟君决定，也把他列为此书首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想他在天之灵和他的哲嗣们都不会见责。
第二部分为梅先生文论与著述，是本书的重点。特别是其《大学一解》，已如上述，是中外同类论述中的典范之作。因为在这之前，如书中所言，西洋之大学教育虽有八九百年之历史，但关于建立大学的目的和意义，在西方并无明白解释者；在中国，则除蔡元培先生出长北京大学后根据其在欧洲大陆游学所取得的心得有较系统的、但仍属提纲携领式的论述外，像梅-潘这样全面、系统、深刻论述者，实属首次，而且依笔者愚见，迄今尚未见有能出其向背着者。所以我说，《大学一解》所揭示论说，仍是当前振兴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此外，这一部分所选，仔细读之，篇篇都有其哲理可依和品格可榜，诸如其德风、学思、志节、文采的方方面面——他的 “大学”之解、“大师”之论、民主之治、自由之风、“育才用才之道”、“游学治学之观”、“‘王帽’之喻”，以及“专”、“大”、“公”、“爱”、“廉”、“俭”、“谦”……等等胸襟和风范，都堪作我国过去乃至当前社会各种年龄段知识分子的楷模；尤其是道德风范方面，也是过去和当前所谓显赫（或曰公众）人物身上所极其缺乏的。而它们正是我中华民族振兴大业中所极端需要的。换个说法：对于我国过去或现在的上上下下的各种领导部门，尤其是教育机关来说，有了梅贻琦式的领袖人物，则诸事可治；否则，一切虽然不能说是全属空话，至少也要大大打个折扣！梅贻琦的个人品格和道德风范，在过去和现在的“并世诸君子”中，堪称典范。前面说到，在清华历史上，未见有人用“圣人”这样的字眼赞美过哪个人，但这是就“综合尺度”而言；而就“单项”尺度而言，用这类“至善”语言赞美梅贻琦的例子却屡见不鲜。——总之，他切实堪为我们“一个时代的斯文”！
第三部分是他的友生、亲朋们在各个时期称赞、缅怀他的文字，其中依次有周诒春、潘光旦、刘文典、张子高、陈岱孙、朱自清、浦薛凤、吴泽霖、陈可忠、傅任敢、叶公超、梅贻宝、徐贤修、朱树恭、赵赓飏、沈刚如、孙观汉、林从敏、袁随善、张起钧、韩咏华、梅祖彦等……。篇篇由衷，句句深情，读之令人无限感惋！
我前不久在一篇“博文”中。曾谈到我当年著述关于梅先生事迹中所遇到的荆棘和艰辛，其中包括编好书不得不自费出版，那时我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愿者”。现在钟秀斌到我这里来，也是要做一位无条件的“自愿者”。不但不想从中作任何“索取”，而且还要准备作任何无偿奉献——当我问他如果书编出来没地方出版怎么办？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就是自己出钱也要把他印出来。
我们都要作光荣的志愿者！
2010年初秋于清华园庐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