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形势。形势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上，体现在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调控“两难”上。诸如人民币升值所面临的内外部冲突问题；资产市场调控与新的经济增长点缺失的矛盾；通胀压力加大与生产过剩同时存在，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两难压力等等。

　　简言之，当前中国经济的两难，其实质是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要内涵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出口导向型和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体现。

　　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最明显的特征是出口导向型，由此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政府的投资政策取向。比如税收、汇率等政策皆以促进出口为目的。但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外部需求将会大幅下滑。且这种外需下滑具有普遍性。从奥巴马政府最近宣称要在五年内使美国出口翻一番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出来。

　　中国出口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国际上，主权债务危机使多个欧盟国家财政政策由扩张转向收缩，将极大地制约欧盟消费和投资增长；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国内环境看，今年以来，处于市场和政府双重的压力，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之原材料成本同比大幅上涨，企业出口面临极大成本压力。

　　如果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同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同时，中国仍然采取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国内通胀势头及资产市场泡沫继续扩大的压力，就会在人民币汇率上得到充分展现，中国的发展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多重压力。

　　而一旦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促使已经在前期流入我国的热钱迅速撤离中国市场，进而促使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反转性的预期。这样很有可能加速资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可持续性产生严重的冲击，最终倒逼中央政府以巨大的代价来阻止可能出现的金融、经济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句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如将这句江湖用语用在中国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上，这样的联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前期的投资在国内外需求无法支撑其继续下去的时候，潜在的产能过剩就会显现，通货紧缩的危险又会接踵而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住房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需求，在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产能损失的同时，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时至今日已成强弩之末；而紧随其后的以汽车消费为代表的高端消费对环境和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使之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旧有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然不足，推动经济迅速抬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处于“遥看草色近却无”的阶段。因此，应对产能过剩进而通货紧缩的艰巨任务其实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其被动地等待通货紧缩，不如主动有秩序地采取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积极调整市场环境和市场预期，尽可能降低产能过剩的严重性，缓解通货紧缩带来的危害。

　　而所谓的通货紧缩并不可怕。最近，有两位美国学者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17个国家100多年的数据进行的检验表明，通缩与萧条之间相关联的现象只存在于大萧条期间（1929-1934），其他时期则不存在这种关联性。

　　换句话说，出现通货紧缩，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经济的萧条，甚至通缩也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的迅猛积累。比如1921-1929年代，物价以每年1％-2％的温和水平下降，但经济却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诸如汽车、电话、收音机、冰箱等高科技产品出现的带动下持续增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甚至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

　　时不我待，打破固有的增长路径依赖已迫在眉睫。现在当以壮士断腕之勇气，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已有政策，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重中之重，决不能心存侥幸，延宕改革时机，以俟国际环境稍有好转重回熟悉的增长路径。果若此，则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难得之机遇将不复存在。

　　眼下，我们当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配合政府支出的转型，扩大民生投入，深化住房、医疗、教育体制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之上，紧紧抓住此次难得的大不同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机遇，加快实施国家创新计划，以新的科技创新为动力和平台，为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