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商人品质核心是圣商--就是替天地发挥沟通有无之功能而能经营爱心
商人是将瓷器输入中亚和欧洲而使我们民族得名“CHINA”的人，是社会商品交易的中间力量，是满足人物质和精神消费事业的龙族精英。而未来，商人，也必须依靠商人和商品贸易，才能中国产品及其所代表中国文化输出到全世界那么，亿万商人且记得自己的使命。而在中国，自古至今中国商人除了商朝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地位，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的一个极大缺憾：中国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相信政府的力量而不相信社会商人自发自动能实现社会有无的沟通。
那么在商人的境界层级上，俗人俗商自然是主流，而高级的、有责任感的商人似乎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儒商而达到顶峰了，而这也是很多商人不能达到的级别，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虚伪和伪善的商人在中国横行着。那么再高级那？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方向，而我提倡在儒商之上再升级到“圣商”的高度，以营心而顺应天道人性去营商，是为可以鼓励的方向
儒商，似乎是文质彬彬的样子而有那么一丝责任感的商人，这似乎是很多人的追求；然而不知道儒商的层次已经不那么高，似乎很多有那么一点学历的、谈吐文雅的都可以被称谓或自认为是儒商，这么看来儒商概念已经十分庸俗了。而我提倡升级到“圣商”的高度，以营心而顺应天道人性去营商，是为可以鼓励的方向。欲圣，则可能达儒；欲儒，则永远不能达到儒----似乎人类社会的规律就是如此，仰之弥高而可能达到的地步永在其下，追求120分的学生似乎考100分是正常，而追求及格分的学生似乎永远在及格以下也。。。至于追求60分而竟然能被老师改出120分，不是老师瞎眼，也是填选择题的冒碰或神助也
很多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这似乎已成公论。时至今日，这一“公论”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
说到轻视商人，倒真是罄竹难书的。早在管仲那时候——公元前七世纪，他给百姓分等级，是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经商是末业。到了汉朝的刘邦，这么一个流氓无赖、游手好闲的家伙自己不置产业也看不起商人，当了皇帝后也在自己父亲面前炫耀“某业就，孰与仲多？”似乎好象他这种掌握了权利而可以掠剥夺别人的人比他那自食其力经商养家的哥哥高尚高贵很多一样，可谓恬不知耻也。而就是他，天天他最讨厌商人，专门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朝廷没有钱，就推出一个“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可夸张的是，就是在“卖官”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这种对商人极端蔑视的政策，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稍有缓解，但是从根本上却没有改变。
可是，为什么又说中国从来不轻视商业呢？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说起。他主政齐国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当时其他的诸侯国，征税靠的都是农业税，可是只有管仲看到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煮盐冶铁——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耕地种田。在农耕时期，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可阻挡。
更要紧的是，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管仲就举例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号。从那时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与欧洲列国相比，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真的穷到没有办法了，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国，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方面知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司马迁先生在《货殖列传》中的原话，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
道理在于：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这种颇似矛盾，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下面一段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汉朝初建之时，国力极度赢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国贫民穷之际，朝廷一改管制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现前所未见的盛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二十一位当时的富豪，个个都神采飞扬。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再度实行管制政策，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所有盐商、铁商、流通商、金融商几乎全部——破产。
让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三十年可出现盛世，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大帝”，从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在其统治期内，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中国对“商”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说到根子上，都是制度和文化惹的祸。需要我们深思而改正或升华中国的商人、商业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易经噬磕卦就是商业商人的核心大卦，谨以对该卦的理解的商人、商业、商业伦理的赞美作为本文的结束：
搅动三江一条龙，沟通有无是英雄。物质精神满足处，感恩有商交易成。
常自独木支大厦，但走一步都近刑。日中响雷阴阳变，月照清山立德行。
自古人人都是商，奈何独不得尊崇？噬嗑非是吃人卦，大公无私竟成井。
前有临观后偾剥，下行偾损上益功，亿万商人且记得，华夏待君重命名
商人是将瓷器输入中亚和欧洲而使我们民族得名“CHINA”的人，是社会商品交易的中间力量，是满足人物质和精神消费事业的龙族精英。而未来，商人，也必须依靠商人和商品贸易，才能中国产品及其所代表中国文化输出到全世界那么，亿万商人且记得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