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还在优酷饶有兴致看郭德纲的段子，次日便发生了郭爱徒与BTV记者风波——两个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初以常态视之：娱乐和炒作，无关我的生活。几日后渐知“判断失误”——所谓“某某最怕认真二字”，断没料想会对一个后来被称为三俗的艺人突然认真起来——节目封杀、音像下架、口号飞舞；“国家”电视台，首都电视台，主人日报以合力之势，掀动围剿三俗小头目之滚滚声浪。
　　
　　将“娱乐”事件放置社会操守层面予以标靶，向来不乏先例。从总局道道禁播令，至总署频频禁言声，无不以“先进文化代表”践行“引导正确舆论”之光荣使命。这一回，“反三俗”剑即出鞘，被向来以“俗”下菜、以“俗”博名、以“俗”赢得宾朋满座、盆满钵满的郭德纲撞个正着，其命运不禁多生出几分疑窦。尤其当一位曾四处索取经典A片的哥们儿都将QQ签名改换成“坚决反三俗，抵制郭德纲”时，显示出话语权操控者的“认真”态度又一次借助受过正确引导的（部分）公众的声援。
　　
　　像极了四十余年前那篇“海瑞罢官”的文字，像极了那篇文字引发的蝴蝶效应，连拥趸者和卫道士的思维都颇有几分神似：竭尽捍卫某种价值为能事，以平定平民非主流思想、见识、娱乐模式而后快。
　　
　　警惕者言：文革之风沉渣泛起。其实，沉渣何从泛起，本就从未藏匿。
　　
　　四十多年前不要逻辑。民众一边附和嘹亮的《国际歌》，“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和皇帝”，一方面高唱更为嘹亮的“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来个MZD”；一边摧毁孔像庙堂、青山绿水，以“唯物论”抛却对万物之敬畏，一边排山倒海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边“百家齐放，百花争鸣”，一边收藏毛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与逻辑绝缘。以郭事件视之，娱乐不要逻辑。否则声称封杀郭德纲的媒体，在记者风波之前，如何趋之若鹜般容留如此三俗在自己地盘出尽风头？如果郭德纲是三俗（确切说以三俗的名义封杀郭德纲），那么，那些电视台就是容留、包庇、纵容三俗的场所，突然竖起的这块牌坊又岂能贞洁？！
　　
　　权力操控者也不要逻辑。他们可以在3月份的声明中通告天下某某执政下的社会欣欣向荣，旋即会在8月份的声明中掀起打黑除恶的高潮。3月份的群众欢欣鼓舞歌唱某某领导，8月份的群众则声泪俱下，痛斥黑势力的罪恶。3月份的领导阵阵反腐的豪言壮语，8月份却卷缩在囹圄之中聆听新任领导对自己的警世恒言。
　　
　　在一个从来不讲求逻辑的地盘儿，当两个同样不讲求逻辑的势力发生冲突，要么一方靠暴力灭掉一方，要么一方靠权力灭掉一方。
　　
　　这不仅仅属于郭德纲的悲剧，因为面对不讲求逻辑而诉求非暴即权的社会，每个个体都是潜在的被灭掉的对象，无论你是直辖市的市委书记，还是躲在家里看毛片的平头百姓。无论你坚持认为“比我腐败的大有人在”，还是仅仅随意地将一个有趣的荤段子分享给你的朋友。
　　
　　廖沫沙说：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套此模板：岂有三俗倾社稷，从来权贵造民瘼。
　　
　　林达在《近距离看美国》中说：美国人的黄色读本在市场随处可见，而政府却无权进行强制打击，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颇有远见地为出版物（传播品）植入这样一身“护身符”：如果今天政府以一种理由限制出版自由，那么明天就有可能以另一种理由限制另一个自由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已开放到任由黄色刊物毒害青少年思想的地步，他们的对策是：一方面适时对青少年进行生理教育，淡化黄色制品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提供更能吸引青少年的读本，把教书育人的阵地从中夺回来。比如哈利波特，比如迪斯尼。这种逻辑中国上古已有：大禹治水，在“导”不在“堵”。
　　
　　话语权控制者当然不会不晓此道：“15-20年内，未来一半的房子都要拆迁”，这是财源得以滚滚的源头；暴打厅级干部的夫人，这是杀“猴”儆“鸡”的魄力；慰问“天灾”之下的小民，这是皇恩浩荡的壮举。当然，前提仍是必须牢牢控制话语权，这才是“即使不要逻辑，你也无法质疑”的最大法器。
　　
　　话语权如何控制？还须从“只需州官乱娼，不许百姓乱讲”的规则开始，从“经是好的，只是个别歪嘴和尚念错了”的大局观开始，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对比开始。既然反三俗，那么就从扫黄（发廊）、打黑（喽啰）、封杀郭德纲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