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要从以银行作为资金提供的主渠道和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向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转变。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是以银行为中心而是以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为中心，而中国近年来所走的道路恰恰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要求背道而驰。由于国有银行的官员都由行政任命，因而控制了银行的管理者就等于控制了银行，因而行政权力更乐于见到银行的强大而不是股市的发展。10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银行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80.5万亿元，为沪深股市总市值的4倍多。由资本市场作为资金流动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与以商业银行来作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有着本质区别。资本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市场理念作用于市场的过程，商业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是行政理念作用于企业的过程；资本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市场机制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收缩过程，商业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是行政意志的自我膨胀与自我收缩过程；资本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多数人的公开博弈过程，商业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少数人的内部与外部的不断磨合过程。由于商业银行过度地依赖国家信用，就使得企业的经营风险与国家的系统风险建立起了一个看不见的联系通道，也导致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继续生存并且发展下去。巨额存贷差的存在导致资金这种现代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被大量闲置，并且成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根源。银行贷款主要靠抵押与质押，这就使得制造业成为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最主要流向，这一方面形成了过度竞争与过度出口，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进而大大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使得高科技、服务业与新成长的企业因长期得不到银行支持而无法实现更快与更大规模的发展。实践已经表明并且还在继续表明，由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不利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也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置换。不但商业银行自身需要走出传统业务的单一模式而走向混业经营，而且由资本市场来取代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流动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也势在必行并刻不容缓。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资金向股市的转移是一个必然的和客观的过程，这是解决中国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最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最重要机制与最必要条件。
2、建立有利于股市发展的税收制度。鉴于中国股市20年来始终是牛短熊长，而上市公司的强制性分红制度还远没有建立，因此政府要在税收上进行改革，并且在税制上体现出积极股市政策的政策取向。股票交易印花税是一个过时的税种，应当予以取消；股息红利税不利于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在税制设置上也有重复课税的特点，因此也应该废除。向解禁股征收的资本利得税也要进行调整：解禁期满就减持的征20%的税；解禁期满继续持有3年以上的征15%的税；解禁期满继续持股满5年以上的征10%的税，以鼓励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并且缓解市场的供求压力。税制稳定是股市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绝对不能再根据股市的起落来调整税制，否则股市就永远也无法摆脱政策市的阴影，市场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客观机制也就很难建立起来。
3、国有股的利润应该向全体人民强制分红。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变模糊的产权为明晰的产权，二是变集中的产权为分散的产权，三是变呆滞的产权为流动的产权。股权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但没有完全解决，国有股的流动已成为市场的又一个难题），但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把模糊的产权变为明晰的产权。国有股的收益不能归各级政府，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收入只能来源于依法征税；国有股的收益也不能归企业或企业集团自身，因为国有企业所占有和使用的都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源。最好的途径就是把国有股的收入向全体人民强制分红，这样既符合产权明晰化的改革要求，又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缓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内需动力不足问题。
第二个层面的制度创新是监管层面。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是创造股市发展的宏观环境，监管层面的制度创新则是为股市的正常运行创造制度条件。在监管层面，中国股市制度创新的任务也是任重道远。
1、要明确中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职能分工，彻底解决监管层既是裁判员、教练员同时又是运动员这种角色混乱、监管错位的问题。上市公司发行与上市的的审查权要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证监会不再管股票的发行与上市问题；证券交易所要实行公司制并且可以上市，这样就可以有效解决沪港、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互竞争以及内部制衡问题。股票的发行与上市要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全世界的股份经济已经经历了特许主义原则、核准主义原则、准则主义原则和严格准则主义原则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股票发行与上市还停留在核准主义原则阶段，这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趋势南辕北辙。股票发行要尽快向严格准则主义原则过渡：一方面设立较高的上市基准，另一方面又严刑峻法打击造假者和违法者，让造假者与违法者倾家荡产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审核权的改革与下放，以便让证监会从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不如此，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就不可能真正完成，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发挥。
2、股市运行的基本制度需要尽快完善。在这方面，主要有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创业板的规则需要全面调整，不能把创业板变成藏污纳垢的场所。创业板要真正为创业服务，为创新服务，进而使创业板市场能真正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培育场所，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发现场所，成为新兴产业群的汇集场所。二是，新股发行的询价制度要尽快解决。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解决新股发行的市场化问题，那么就应尽快解决新股询价的混乱和无序问题。解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出高价者得，让胡乱出价的机构得到场外发行的全部股票。如果几家机构同时出了高价，那就或者让他们分摊，或者摇号确定中标者。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维护市场的正常定价秩序，让胡乱出价者付出血的代价。三是，取消ST公司，实行直接的退市制度。ST股票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毒瘤，是内幕交易的最大祸源，中国股市的信用缺失在ST股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中国股市的最大耻辱。中国证监会前一时期所要实施的ST新政要尽快推出，制度创新不能唯股价指数的马首是瞻。四是，建立上市公司的强制性分红制度。上市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要作为一个硬指标来约束企业，特别是要改变上市公司通过送股或转增这种金融幻觉来欺骗投资者的行为，以建立起合理和有效的市场分配制度。五是，严格限制并有效监管证券公司的直投行为，特别是由证券公司做承销商和保荐人的上市公司，直投行为应该严格禁止，否则就很可能出现上市公司与承销商与保荐人之间的串通行为，以欺骗市场与投资者。六是，严格限制直至根本取消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股市不是提款机，股民也不是贡献者，周而复始的再融资已经成了中国股市的一个重大隐患，这种再融资的本质涵义就是把经营风险向股市与投资者转嫁。上市公司如果确实需要发展资金，可以通过发行公司债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国际通行的方法和惯例。中国股市的再融资问题不解决，或者不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全面提高的再融资标准，那就相当于让股市不断地给上市公司打吗啡，市场的长期投资理念和长期预期机制就永远也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个层面的制度创新是司法层面。司法层面的制度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要大幅提高市场的违法成本，实行严刑峻法，让以身试法者面临灭顶之灾，同时对内幕交易要引进国外的举证倒置制度。二是要尽快建立股市的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要尽快建立集团民事诉讼制度，把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方面的监管纳入社会制约与司法制衡的轨道，从而真正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从口号变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