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塑造“人”，思想塑造“人”；不同的“人”又创造了不同的人类社会。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追求“民主中国”、“公民社会”，可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波折，民主和公民社会始终和中国人擦肩而过。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卷缩在一个传统的几千年一贯制的“帝王社会”里。帝王和他那群僚们的意志继续压倒全社会一切的力量，公众找不到“公民社会”可依靠，只能继续漂泊在无权利、无地位、无尊严的“三无”大海上（在“三无”大海上，唐福珍、王帅、佘祥林等事件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一切残酷的现实背后，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能成长起一支足够强大的“新国民”队伍。
“公民社会”是一种新型人类社会，它必定是由一群血管里流淌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新国民组建起来的新型社会。而在中国社会土壤上，几千年君君臣臣的“帝王社会”文化思想极其的根深蒂固，所以其塑造“旧国民”的能量也是极其的巨大。一、二百年来，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大部分都先后诞生一批“新国民”——拥有公民一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主追求的新人，并把自己的国家都先后带进“公民社会”世界。而在东方第一古老大国的中国，这一情景至到21世纪的今天都迟迟没有出现。巨大而又厚重的旧社会土壤紧紧地把90%以上的国民包裹在“旧国民”圈子里，而拥有“现代公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主追求的“新国民”，一百多年始终是凤毛麟角的散落在其中。于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国民每一次搭建起来的新社会都不过是对过去“帝王社会”的复制，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冲不出这个旧的怪圈子，一百多年我们只能在过去的旧圈子里兜圈子！
“人”是创造人类社会的最关键力量。“人”是影响人类社会变革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要想打破一百多年旧的怪圈子，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人”的问题。
（一） “新国/民运动”——百年梦想
打造亿万“新国民”，再依靠这支“新国民”力量来打造出一个“新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代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强调：“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民族性对立国如此重要，那么要解决中国积弱的问题，倡“新民”，创造新的国民性就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表现了更多的理性思维，他认为改造国家还要从根本上自国民的心理改造起，使真正的近代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改造国民旧思想的武器。后来，孙中山把他注重新国民建设的努力锲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而使改造国民性步入了社会制度规整的新境地。
20世纪伟大思想家鲁迅先生也认为：民国初创,百废待兴,新民国需要新国民,新国民需要新教育，只有打造出一支新国民队伍，才能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稳。千百年来，由于受儒家伦理纲常的潜移默化，处处怀着“和为贵，忍为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知道去争取自身正当的权利，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现在积重难返，愚昧落后，旧国民性太厚重。鲁迅一生都在努力用文艺改造中国人的“旧国民性”,他始终认为“改造旧国民性”、“重塑国民精神”才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进步的根本，所以他强调一切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立人”。这世间最根本、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立人”。所谓“立人”，就是让民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从“自在”的人，成为“自觉”的人，成为被“解放”的人，这样就实现了从“旧国民”向“新国民”的转化。可惜当时大部分的国人都不愿意倾听他的声音，所以鲁迅最后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自叹声。
民国时期诗人雷铁厓批判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他在文中疾呼:“今之中国,已如大厦之将倾,非推去旧宇,重建鸿模,其何以历风霜而蔽风雨?故欲谋今日之中国,必先涤尽旧日之陈朽,以改良社会之观念。“而后始足”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
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著名的学者胡适先生从美国留学回来,横滨换船时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这一新闻,痛心疾首,突然悔悟,说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制度,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此次返国二十年不谈政治,要用新文化塑造新国民,如此便倾心宣导“新文化运动”……
20世纪20、30年代,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应运而生。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是主要代表。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梁漱溟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关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认为“愚、穷、弱、私”的旧国民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培养“新国民”做起,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说从乡村建设做起。梁漱溟希望通过一群理性的知识分子，来唤醒农民的理性,从而灌注“西洋人的长处”,真正“发动乡民的进取心”。并通过新的乡村组织,使农民慢慢养成新的国民精神。梁漱溟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从而培养新国民,改造旧社会。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旧国民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塑造新国民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旧国民性的历史病根
中国几千年传统“帝王社会”是和欧洲古代“王权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从秦始皇到乾隆帝的两千年间，中国的帝王取得了对“万民”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东方极权主义”，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诚惶诚恐;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而中世纪欧洲各国实行分封制，各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各个封建主，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领地，有的封建主的领地比国王的还要大；臣民觐见国王只须单膝跪地,还可以亲吻国王的手,国王和各封建主的关系仅仅属于大哥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东方帝王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主们团结骑士、市民，还组建古代议会，来分享王权。例如英国爱得华三世（1327-1377年）时，国会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每年春、秋季个开一次，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302年举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而在中国，分封制仅出现在西周，自秦始皇以后，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帝王绝对控制全国每一寸土地。所以，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演化走的不是一条路，古代欧洲走的是一条“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而古代东方走的是另一条“极权社会”的道路。
虽然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欧洲古代社会文化一样，也可以大致分成上层“官文化”和下层“民文化”。不过，我们的上层“官文化”是一种帝王的“皇权文化”。它与欧洲古代封建王权的“官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帝王社会的“官文化”是一种绝对压倒“民文化”的“东方极权主义文化”。东方极权“帝王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极端集中一切权力于一个人（帝王），“极端集权化”导致这个社会病态地处处表现出它的极端性,所以我们又称这种社会为“极端社会”。例如：东方极权“帝王社会”在处处追求极端专制、极端享乐的本质目标的同时，也显露出极端冷酷、极端自私、极端狂躁、极端虚假等表象特征。由此形成古代中国“帝王社会”的十二大病毒——病毒一、极端专制主义；病毒二、极端享乐主义；病毒三、极端冷漠主义；病毒四、极端自私主义；病毒五、极端浮躁主义；病毒六、极端虚假主义；病毒七、极端依赖主义；病毒八、极端蒙昧主义；病毒九、极端等级主义；病毒十、极端守旧主义……。秦始皇至清王朝的二千年间，这是中国极权政治的兴盛时期，也是极端文化的鼎盛时期。 极端“官文化”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去压制下层“民文化”，其直接结果就是“民智”极为受锢。到了明清之际，偌大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由于这种东方“极权主义文化”不但体积极为庞大，而且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扎根也极其的根深蒂固，所以，直到今天这种庞大的“旧金字塔社会”依然延年益寿，旧的“极端文化”依然是我们的主流文化。
一句话，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几千年的极权主义“帝王社会文化”，至于“孔子儒学”只不过是它掩饰自己非人性化社会的一件外衣而已。文化是一个“大染缸”，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帝王社会”的大染缸里，不可能不深受其“极端文化”的影响。于是，十二大“帝王社会”病毒在广大的国民精神人格上都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由此构成了中国人的十二大“旧国民性”。有了这沉重的十二大“旧国民性”，中国的亿万国民便不可能轻易地走向“公民精神”、“公民追求”、“公民价值观”，于是，现代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就变的极其的陌生。于是乎，我们中国人便自然长期卷缩在一个极端非人性化的“帝王社会”屋檐下阴冷中度日。
总之，“帝王社会”生成了“极端社会”，“极端社会”生成了“十二大极端病毒”，“十二大极端病毒”形成“极端文化”土壤，“极端文化”土壤把亿万国民“染成”旧国民，亿万旧国民又为“帝王们”守侯着几千年一贯制的中国传统社会。最后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冲不出帝王社会的旧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