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四句讲乐的组成和机制。按古代的乐为歌、奏、舞三位一体的文化形态，它的完整形式是歌唱、奏乐和舞蹈的配合。所谓“诗言志”，“诗”是所唱之歌的歌词，“志”为心意情感，意谓：歌者所唱的歌词是心中情意的语言表现。“歌永言”，是说人们所唱的歌声是语言的延长。永，长也。《礼记•乐记》：“歌之为言，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急就篇》：“长言谓之歌”，《毛诗•郑凤•子衿》孔疏：“歌者，为引声而长咏之”，都说的是这个意思。“声依永”的“声”字，甲骨文为击悬磬状，故其古义可讲成乐器之声。“依永”的“依”，即后世所谓“倚声”、“倚曲”的“倚”，合腔、伴奏之谓也。声依永，是说乐器之音是对歌者引声之伴奏。“律和声”，“律”指律吕，为调声之器，它能使声音相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对古乐之组成机制的论述，尤其是对“诗”的概念的提出以及“诗言志”的说法，并非商以前古人的原始认识，它是春秋以后传播、润色《尧典》的人加上去的。通检甲骨文，其中只有“舞”字和“磬”、“鼓”、“乐”（琴）等乐器之名，未发现“诗”字。这说明商以前的“乐”以伴奏之舞蹈为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疏谓“乐以舞为主”，符合古乐的实际。刘勰《文心雕龙》谓“诗为乐心，声为乐体”，所言只适用于后来的乐府。最早的巫，其主要的降神手段为舞蹈，故《说文》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象人两襃舞形。”又于“巫”字下引其古文作“”，徐锴《说文系传》释其字形曰：“‘口’以歌，‘舛’以舞也”。实际上，“巫”与“舞”，最早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它是一个人手持牛尾而舞的象形，此即《吕览·古乐》所谓“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氏之乐也。《墨子·非乐》引商汤之《官刑》：“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也可见舞蹈在原始巫术中的地位。后世谓巫师降神为“跳神”，这种惯称实为以舞降神的原始信息之留存。古祭祀咸用舞乐，至周亦然，《周官·大司乐》云：“舞《云门》以祭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祗，舞《大招》以祭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祭祀用舞，正反映舞为巫术降神的主要形式。《诗·陈风·东门之枌》：“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之下”，所歌咏的就是降神的舞蹈。此外，楚人称巫为“靈”，屈赋《九歌》云：“靈偃蹇兮姣服”；“靈连蜷兮既留”，而“偃蹇”、“连蜷”云者，皆状舞态。其实，甲骨文“”字，正状舞人之形也，它是一人蹲踞张臂之象。而蹲踞而行，正前文所谓“禹步”也。《诗·小雅·伐木》：“蹲蹲舞我”，毛传：“蹲蹲，舞貌。” “”字孳乳为“夋”，亦与蹲舞有关。按夋乃踆之本字，而踆，蹲也。《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臂”，郭璞注：“踆或作俊，皆古蹲字。”（狮与犬，古皆称为“狻”。字从“夋”者，当取其蹲坐之形也）《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鸟”，高诱注：“踆犹蹲也”。《文选》张衡《西京赋》：“大鸟踆踆”，五臣注：“综曰：踆踆，大雀容也。良曰：行走貌。”按《诗·商颂》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传商族始祖契是帝喾之妃有娀氏吞玄鸟卵而生，而联系所谓“踆鸟”的神话，则可看出玄鸟生商的说法，其根源还在于那位善舞的夋（夔）上：大鸟即玄鸟，而不论从形还是声上来考察，“玄（古作）鸟”皆为“踆（夋）鸟”之讹也（又按，先秦儒家祖舜[夋]帝，道家祖黄帝。二家异祀而相仇。实则黄帝亦即舜帝也：黄帝传为“帝鸿”氏，而“鸿”即大鸟，亦即玄鸟。古“玄”、“黄”同部，“黄”为“夋”、“玄”之声转，而作为黄帝之别称之“轩辕”、“缙云”，又皆为“夋”字之缓读也。这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文化圈中，有关元祖的种种传说，多是从夔上放射出来的。夔是中华文化的原点，也是今传中华历史的起点。此问题牵涉甚广，在本文中不能详论）。《说文》云：“夋，行夋夋也。一曰踞也。”又云：“踞，蹲也。”徐灏《说文注笺》曰：“夋、逡古今字，夋夋，犹逡巡也”。逡巡乃举步不前之貌。而考其实态，盖亦不过是对“禹步”的另一种说法（杨慎《古隽》卷三引桓谭《新论》：“游儿牧竖，踟蹰其足而歌其上”。踟蹰亦即逡巡，皆为对古舞中禹步的形容）。按“夋”加“足”为“踆”，强调的是舞人下蹲的静态；而加“辵”为“逡”，则强调舞人缓行之动势，《说文》：“辵，乍行乍止也”。故逡巡（逡巡叠韵，为叠字“夋夋”之音变）与作为“小进之貌”的“夋夋”义正相应也。“逡巡”亦作“蹲循”，《庄子·至乐》：“忠谏不听，蹲循勿争”，《集释》：“蹲循即逡巡”。《集韵》：“蹲循，缓意。”“缓”即“小行”，即“乍行乍止”。此亦证明“夋夋”与蹲行之“禹步”的联系。夋夋、逡巡，亦作匔匔，《史记·鲁周公世家》：“匔匔如畏然”。钱大昕《声类》卷一：“匔匔，穷穷，夔夔也”。他引徐广的话：“匔匔，谨敬貌，见《三苍》，音穷穷。一本作夔夔也。”又，《广雅•释训》：“匔匔，俗本作穷穷”。按“匔匔”所发的“穷穷”的音，显然为“夋夋”之声转（《论语·乡党》以“恂恂如也”、“鞠躬如也”状孔子谨敬之貌。恂恂、鞠躬在声类上皆为“夋夋”之孳乳）；所谓“谨敬”貌，亦与蹲身小进的“禹步”类同。而它本“夋夋”假借为“夔夔”，再一次证明夔与夋二字在声类上的同源（《孟子·万章》引逸《书》，谓舜见瞽叟，“夔夔斋栗”，赵歧注：“敬慎畏惧貌”，夔夔亦《鲁周公世家》之匔匔）。《礼记》有“夔为穷人”（《礼记·仲尼燕居》：“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夫夔，达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之说，显然又是从“夋”的发音上生发出来的讹传。又按《广韵》：“跨，踞也”；《集韵》：“跨，行不进貌”。踞、跨义同，而“夔”声近“跨”，“夋”声近“踞”。跨、踞当为夔、夋声转的结果。夔、夋古声同，故可假借；跨、踞二字声虽有小异，然“蹲”谊尚相合也。故“夋夋”即“夔夔”，皆同形容舞态之“蹲蹲”也。另外，夋（舜）字、舞字隶变后皆有“舛”字为脚，而“舛”为两足相背之状（按《礼记·王制》：“浴则同行，卧则僢”。疏：“卧则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也”。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足相向即足相背；《说文》：“舛，对卧也，从舛相背”。则“舜”字初有“足相背”之义），《说文》释“舞”曰：“乐也。用（疑为两之误）足相背，从舛”。又，《小雅·伐木》：“蹲蹲舞我”，“蹲”字《说文》引作“”，释云：“舞也。乐有章，从‘章’，从‘’，从‘攵’。”而所从之“” 同“舛”，皆“足相背”之形，也就是两足外翻、双腿下蹲之“禹步”，如西周铜器“日夭甑”铭文所示裸舞人之姿态也。近年出土之西周燕墓盘形铜器有“舞”字作“”，其“两足相背”之形态亦甚为直观。观其字，舞人之“禹步”如在目前矣。徐锴《说文系传》：“舛，两足左右也，两足左右蹈厉也”。从现存的相当多的材料来看，蹲踞两足而踏地，为上古舞蹈的代表性动作，故古人取其形以象舞也。蘷、夋为舞形，还有一证，那就是在甲骨卜辞中，其字除“”之外，还有“”、“”、“”等形。在这些字形中，所持之物，近人有释为杖者，以应蘷“一足趻踔”之说；有人则释为“我”，以应帝舜妻“娥皇”之说；或释为“戎”，以应帝喾妃为“女娀”之说（见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其实，谛观之所持，明为长柄斧形，故当释为“戉”，亦即上古作为舞器的“干戚”之“戚”也（《韩非子·五蠹》、《淮南子·齐俗训》皆有舜为修教而“执干戚而舞”的记载；《礼记·明堂位》亦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外， （蘷）字传写变形，除了“夋”，又讹作“憂”或“夏”。而二字之形虽变，其古谊却仍然没有离开舞蹈：“憂”即“優伶”之“優”，舞人之谓也；“夏”即《大夏》之“夏”，亦古舞之名也（参见陈梦家《商王名号考》，《燕京学报》总二十七期）。戴侗《六书故》卷八释“夏”字云：“伯氏曰，夏，舞也。臼象舞者手容，象舞者足容也。按古有舞夏，《周官·大司乐》：“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械夏、骛夏”；阮元《研经室集》卷一《释颂》亦云：“《仲尼燕居》子曰：‘大飨有四：下管象舞，夏籥序兴’，象舞：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所谓夏者，即九夏之义。《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从臼从从页，臼两手，两足’，与颂容义同，周曰颂，古曰夏而已”。戴、阮之说是也。
在原始的以舞蹈为主的“乐”中，唱歌尚未占重要成分，特别是作为歌词的“诗”还远没有独立出来。“诗”字之缘起，始于“六经”之编定，因为它在先秦只指《诗经》，即专对三百五篇乐歌的歌词而言。而考《诗经》中的歌词，最早作于西周，最晚出于春秋，故尧时不可能有“诗”。《史记》中说孔子以前已有古诗三千篇，经孔子删编为“《诗》三百”，此说也已被学界所否定。因为考《左传》中所举之《诗》，已大体不出《三百篇》之范围，说明孔子在世之时，《诗经》基本上已作为今所传三百篇文本之面貌在流传，孔子并没有对它进行删编。约众家之说，大致可以认定，《诗经》三百篇是孔子之前的史官专为当时士大夫的“赋诗言志”的政治交际的需要而编定的。故《左传》记春秋事，言及《诗》者，皆讲时人对《诗经》成句的引用以表达己意，并没有后世所谓“作诗”的观念。而出现在《尧典》中的所谓“诗言志”者，已不是从引诗的角度来说诗的应用，它是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诗本身的内容，这一命题，当是后来的人在春秋时的“赋诗言志”说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引伸。按《国语·周语》载周景王欲铸钟，问之伶人州鸠，州鸠对之以“乐”的理想机制及其作用：“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瓠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以遂八风。德音不衍，以合神人”。从大致内容上来看，州鸠之言即《尧典》中虞舜论乐之语的最初蓝本：所谓“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瓠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以遂八风”，即“八音克谐”；“德音不衍”即“无相夺伦”；“以合神人”即”神人以和”。然《国语》言诗之内容，还只讲“诗以道之”，尚未直接讲“诗言志”。考“诗言志”之说，集中出现在战国时期，如《庄子•天下》：“《诗》以道志”；《焦氏易林》引《慎子》：“《诗》，往志也”；《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等等皆是。故基本上可以肯定，“诗言志”的观念起于战国。后来论者以此为前提，将诗、歌、舞作为抒发情志的行为系列再加以明确的引申，于是才有《毛诗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论述，而《尧典》中“诗言志”四句，即是对《毛诗序》之论述的更简单地概括。故其形成不仅在《国语》之后，而且要后于《毛诗序》。再从反面来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最早见引于《史记·五帝本纪》，后来《汉书·艺文志》引此四句，始明言出自《虞书》。而如果此论真为古《尚书》中语，恪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在言论中极重引《诗》、说《诗》的孔、孟、荀等人，不可能不称引。不仅如此，《乐记》是集中辑录战国以来儒家论“乐”的著作，《毛诗序》也是战国以来儒家集中论《诗》的，若战国时所传的《尧典》已有此四句，二文中绝不会不明引经文而只是绕路暗述其义。据此可知，“诗言志”四句之簒入《尚书·尧典》，至早亦当在战国末期或以后。顾颉刚先生曾作《〈尧典〉著作时代考》（见《文史》总第二四期），疑整篇《尧典》出自汉人，固欠实据；但说《尧典》中的“诗言志”四句出于汉人之手，则完全有可能。（续完）
2010年2月草于紫雪斋
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