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2年加入WTO以来西方主流理论界关于“中国经验”的讨论，可简单地归纳为两点。其一，认为中国最近30年的高速度增长得益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四个具有西方意识形态化意义的制度变迁；其二，认为中国得以对外开放吸纳外资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两个判断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但，人们很少提出常识性的质疑：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上述四个制度方面比中国西化得多，而且凡是大型发展中国家（亚洲人口超过1亿的发展中国家就有5个）也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却没发生类似中国的经济现象呢？看来，西方主流的判断还不足以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由。

　　“中国经验”的历史逻辑和内在机制

　　首先，“中国经验”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

　　自清朝末年以来，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中国人所做的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事，无外乎在100多年的外部地缘环境紧张压力下先后开展了4次内向型的、代价极大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第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清朝末年开始的以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为主的“复制翻版”式的“洋务运动”，及其带动的近代轻纺和食品工业，中辍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东南八省通电自保。

　　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民国再度完成初步统一之后的民族主义工业化，中辍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包括1936年的白银外流、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二战；民国政府利用二战机会形成的国家主义经济另议）。

　　第三次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长期战乱结束之后重新开始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西方外交关系、世界地缘战略大调整之后中国单方面大规模引进西方投资，几乎立即造成的严重财政赤字危机；遂和执政党的代际更替同步中辍。

　　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名的地方工业化再度原始积累；接着是产业资本形成与高速度结构性扩张；随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愈益承受全球过剩金融资本的压力，内外矛盾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

　　总之，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政党如何演变，中国历经4次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终于成为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原住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唯一全面地完成了工业化的经济体。

　　其次，是中国这种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得以完成的核心机制。除了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的通过“统购统销”获取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体制之外，在当代中国60年里最为关键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形成的经济机制是劳动力替代资本，就是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集中使用了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

　　由于这种后发型工业化是在资源严重短缺、人口最多且不断膨胀的大陆型国家里，又只能且有条件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因此，无论何种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不得不以是否能够完成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为事实上的成败依据。反之，这也成为中国各级当政者至今难以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因。

　　笔者认为，不同的原始积累形成不同的制度并且决定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据此，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及其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所形成的相对集中统一的基本制度，必然与主要靠殖民主义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完全不同——不可能靠某种全民革命动员来集中劳动力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西方（除了奴隶制时代和殖民地奴役劳动之外），在劳动力分散条件下只能先有个体化的作坊手工业，再逐渐形成地域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然后才能逐渐积累进入机器工业的资本。事实上，如果没有海外殖民扩张，如果西方单独依靠这种缓慢进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三阶段”不可能完成工业化。

　　总之，西方有关中国的多种争论，可基本上归于当代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范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于历史经验过程的全面了解，更难以做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起点一致，因此只是一般地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而没有成为社会科学的科学价值。

　　变通资本原始积累方式

　　西方经济学把要素的稀缺性作为市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条件，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对”稀缺。中国在1957年苏联作为“类宗主国”突然停止投资之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

　　而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这种外资投入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一旦出现起主导作用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些按照市场经济构建其经济基础和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构建其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工业化中断。

　　更为严峻的是，正是由于宗主国投资工业化期间，受援国通常会按照宗主国的要求来构建符合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的庞大上层建筑，一旦这种上层建筑及其内涵教化功能的意识形态成为受援国的主流话语，就很难随投资中断、经济基础不得不改变的客观变化而主动地自我变革，往往因其内在利益结构固化而走向经济基础变革的反面！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随宗主国撤资而发生社会动乱甚至人道主义灾难⋯⋯这，可能是那些同样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一步看，中国之所以在宗主国撤资之后得以从1958年开始试行“去依附”战略，发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继续其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实质，以通俗化的阶级斗争和理论上的继续革命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有效地发动全体民众参与的“地方化”的工业化进程，并且用了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期间，仅用5年（1960～1965年）就靠8亿人民节衣缩食、用农产品偿还了整个50年代形成的包括抗美援朝开支在内的全部国家债务——主要原因，仍在于其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名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不同。

　　这种自主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模式，常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描述为抹杀个性的、极权主义的“人海战术”，受到一些艺术家、文学家等知识群体的负面反响。然而，应该普及的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与“苏联”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后，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主办的大规模国家工业化，遂于1958年开始试图推进地方化的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化，发动人民公社大办“五小工业”就是这种仓促改变的工业化战略的内容之一。其后在1960年苏联完全停止投资、撤走专家、造成中央政府以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中辍之后，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集权政治与自由化政治改革，孰优孰劣中国人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缺憾在于：很少注意分析这种发展主义增长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有关机构也几乎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制度成本的实质作为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据。

　　比如，1958年“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建设，虽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代价都比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和技术的工业化更大、更广泛，但无论多大代价，基本上不由占有工业化制度收益的政府承担，而是形成了一种对下和对农村转嫁制度成本的城乡二元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无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怎样风云变幻，本质上仍然是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公司主义”的政府在历次财政危机压力下转嫁制度成本、从不经济的领域逐渐退出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评价存在问题。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项改革（也是一项政治改革），并非是“政府在高额赤字压力下”的举措，这与中央文件说法相悖。各地农村就自发出现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名、以乡土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自治”为实的农村经济基础，这本来是农民自发地回归传统，但当1984年把农村人民公社式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基层政府之后，这种强加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传统的分散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农村干群冲突日益复杂。此后，农民得到政府退回的土地和劳动力的自主权之后追求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和城乡差别也日益严重。

　　由于政府退出农业领域解散人民公社造成的制度成本——与9亿高度分散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只能由政府下属的农资、流通和金融等涉农经济部门承担，遂出现80年代这些部门大面积亏损、负债的现象。随即是政府进一步从这些涉农部门的“二次退出”，这就导致了90年代供销社、信用社等涉农部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制。

　　而在90年代中期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至今被政府垄断控制的金融、保险，和得以通过资源直接资本化来获利的大型国有经济，则属于仍然有超额利润因而政府坚持不退出的领域。因此笔者认为，无论站在国家资本一边，还是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一边，没有本质的不同。

　　然而，从21世纪国际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出发，中国作为跟进发展的国家，也就必须跟着从产业资本阶段跃升到金融资本阶段，并保持在参与全球资本化竞争中不至于落败的能力。因此，无论西方怎样挑战，中国人自己对这种在中国内部和外部都受到强烈批评的、以强大国家主权内在的集权政治支撑国家信用因而得以不断高速度扩张货币信用的、国家垄断的“自我货币化”和“自我资本化”体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伴随发生本国金融体系坍塌、其亿万民众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庞大的国内物质资产在对外彻底开放政策中立即被西方泡沫化金融“资本化”的教训相比，实在难以做出简单的判断。不同的经济形式导致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

　　20世纪90年代笔者解读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随即把目光转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笔者先后多次到墨西哥和印度的游击区、孟加拉和巴西的贫民窟，并对古巴、委内瑞拉、朝鲜、尼泊尔等热点国家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阿根廷做考察。在断断续续做了40多个国家的实地调查研究之后，笔者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一百年来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两个对立的主流思想——俄国人改造过的社会主义和美国人改造过的资本主义——的另类思考。结合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时候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路径，以及这些不同路径的演化轨迹的比较与思考，笔者感悟到：不同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古代人类，进入文明的路径本来就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

　　在近代殖民主义全球化中相对处于非主流的、几乎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了的东方文明，由于早年地处相对于欧洲而言的“远东”，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且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等等，中国人作为东亚最大的原住民群体不仅没在殖民化时代由于西方列强大规模杀戮而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两个方面的近现代国家政治建设——通过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争——得到加强的集中体制建设中，得以在维护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其一，借助漫长历史遗产中的核心——群体文化（家族或社区的血缘地缘关系），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其二，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具有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或称“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的机制来缓解资本极度稀缺约束下的发展问题。

　　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构建的上层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易于、也更快地进入工业化的条件。这些历史传承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和微观经济主体内在机制相结合才能形成的所谓中国特色，才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温和改良化解“三农”难题

　　20世纪以来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问题，不外乎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制约下，如何在满足工业化从农村大量提取剩余的同时，保证农村自身的不迅速衰败，从而保证整个中国全局稳定的问题。因为，作为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主要载体的农村被裹挟在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事实上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并且承担了历次经济危机的代价转移。

　　笔者向来认为，中国农村发展领域的基本问题不可能是农业问题，而可被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个主要体制矛盾的制约下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进而认为，几乎所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而且，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小农经济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本来就没有西方语境中的单纯的农业问题，有的其实是农民生计、农村可持续和农业稳定的“三农”问题。东亚国家如果坚持把美国的占地数百公顷的“农场主”错误地翻译为我们这种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细碎化的“农民”，那么，这种基本概念错误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理论和政策误解。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一度照搬美国为主的西方农业政策思想，结果是，不仅“三农”问题日益严峻，而且短短十几年内，农业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立体交叉污染行业，还制造着食品不安全这个全社会被迫承担的严重的负外部性代价。

　　基于这些调查研究和反思，笔者和海内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指导、培训了很多高校不同专业的青年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的、内容广泛的“新乡村建设”试验。2002年启动包含有机农业与生态建筑，以及城市有机消费合作社等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实质性内容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参与者何止成千上万。

　　这些高校青年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被国内媒体称为继上个世纪2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新乡村建设”运动。这些主张与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明确为国家战略、2007年10月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思想，完全呼应。

　　但愿，我们主张的温和改良能够在“全球资本化”造成的大变局中有利于维持大多数国人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