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诚信理应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积极恪守的常识，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把“诚信”二字当作行动的准则；自然而然，对于不讲真话、不守信誉、弄虚作假等等诚信缺失的现象，也应当是大家所深恶痛绝的。然而让人难堪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诚信的缺失已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学历造假、学术不端、假球黑哨、绿豆万能、毒奶粉……不一而足，可谓罄竹难书！这是一个反常识、病态的时代，也正是各种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呼风唤雨、颠倒众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那些头顶巨大光环的诸多所谓“大师”“学术明星”“成功人士”，以及台下鼓掌喝彩狂欢的拥趸们，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该是一幅常识如何迷失的图景。
在唐骏学历造假事件中，有一种观点令人深思。这种观点认为，在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唐骏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只不过是众多花钱买文凭的人中穿帮了的倒霉蛋，“有一百件作假的事情唐骏排名99，为啥揪住他不放？”“只是打倒了唐骏，并不能改变什么。”
在唐骏学历造假事件中，有一种观点令人深思。这种观点认为，在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唐骏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只不过是众多花钱买文凭的人中穿帮了的倒霉蛋，“有一百件作假的事情唐骏排名99，为啥揪住他不放？”“只是打倒了唐骏，并不能改变什么。”
坦白讲，这种观点所体现出来的看问题的方式，我们已经听得、看得太多太多。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我且称之为“体制病方式”），往往很“深刻”、很“本质”、很“根本”，分析来分析去，到最后总能归结于“体制病”或“社会症结”：在“体制病”这个大前提大背景下，与其打苍蝇，不如打老虎；如果说体制下个体的行为不端是小恶，那么所谓的“体制”才是真正的大恶。正因如此，才有人为唐骏而鸣不平，“诚信只针对他一个人？”又如，对于绿豆万能大夫张悟本，有人就认为他的“茄子疗法”和“绿豆疗法”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起疫苗市场乱象要轻得多，何必揪住他不放呢。
固然，唐骏花钱买文凭有其“社会症结”的因素，或者用“体制病方式”来看问题，唐骏也可说是体制病下的一个受害者。但是，那个备受人诟病的所谓“社会症结”或“体制”，并不是抽象的、虚无的，而是由无数个隐形的“人”所构成的。于是，体制与人的关系，从如上角度而言，体制即人，人即体制。当我们抽离开了具体的“人”，而去反对那个宏大而看似抽象的“社会症结”或“体制”时，于是我们就遭遇了一个无物之阵，某个具体的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症结”或“体制病”下，迅即成为沧海一粟了。这样一来，在“体制”的巨大羽翼之下，人人都有了开脱罪责的最佳理由，也正好弱化了具体的人和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个体行为的不端还意外地博得了大众的同情与怜悯。
至此，我们这个社会常识迷失的逻辑链条于是完整地呈现出来了。一个公众人物，做错了事、撒了谎，他很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急于出来向公众道歉，而是忙着寻求各种公关手段去消除各种于己不利的“噪音”，或者干脆默不作声，作壁上观。因为他深知，在这个社会里，有着他敢于作假说谎的两个最坚实的“屏障”：一个是以“能力至上”、“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功利价值观，另一个则是那个宏大而被抽离了具体的人的“体制”或“社会症结”。对于前者，“打工皇帝”唐骏向我们“真诚”而自豪地揭示了“谬误”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即便再不济，还有“体制”这道巨大而无形的墙防护着。
当人人都看不到“体制”这堵墙中自己的身影，当人人都在撇开“体制病”中自己所属的那份“功劳”，“体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一个千夫所指、众矢之的的靶子，人人都可以把问题往那里扔、朝那里射；于是，在某种意义上，“体制”也就成了人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原点。但显然，这种宏大而抽象、很具“本质”和“深度”的认识论，不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梁文道《常识》序言）。
也许有人会拿一套很高的陈义来辩驳，所谓“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要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云云，但我还是秉持“就事论事”这一原则，即便我不够深刻、目光短浅，是为浅薄之徒也罢。如果愣是要批判或解决所谓的“体制问题”或“社会症结”，我以为，在一套相应的制度或规范尚未建立之前，批判或解决了某个具体的事与人，即是为那负病累累的体制剔除一个病变因子。毕竟，那个垃圾场尽管巨大但也并非是个无底洞，它终究有一天会满而自溢的。
孙立平教授在《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一文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动荡是转型期所必然面临的现实，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或者说已经模糊了是非的界限，那么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了希望。[1]而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正在滑向那个危险的深渊。正是基于此，回到唐骏学历造假这件事，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摆明我们的态度，诚如刘洪波和李翔两位先生所言——
作为公共人物，唐骏理应受到公众更加严厉的谴责，而不因“其职业经历及其经历所体现的能力而获得特别的宽容。”这绝非大众嫉妒唐骏事业的辉煌而与他过不去，也绝非满足群氓打倒偶像的破坏心理，实则是常识迷失已太多太久，通过唐骏这件事观照我们自身，“或许能够激发出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道德勇气”，“让我们有勇气撕破自己也参与编造的有虚伪和谎言构成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