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以‘清教徒’自居，以‘清教徒’度人，不知误了多少人的精神与行为，竟不知耽误了多少原本可以供养的、赡养的、扶养的以及捐养的幸福——他们都是值得关心，也是最需要关心的人！遗憾的是，我们反以为美的，却往往是自己往自己的人格上钉钉子，或往自己的心灵上撒尿，言语上且求好大喜功与虚情假义，行为上只是要一意利己。”
教育迷失在传统道德与泛商业化的实用主义中
文/陈达夫
文首，特表示对家乡的深深牵挂。近来家乡暴雨如注，至今日仍旧连绵不断，洪水大有滔天趋势，水产养殖基本泡汤，农作物普遍绝收。我为家乡的人民祈福，也为饱受天灾人祸的地球居民祈福！
我近日通过一位老乡博友的文字也看见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引起我对教育社会现实的思考。我大部分同意《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的说法。中国毕竟是一个传统道德胜于一切利益的国度，发轫于儒家最基本的社会信仰——“天地国亲师”。可见，其中“师”者的地位、道德诉求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期许，仅从道德层面讲，它不仅是亡人悬于生者头上对之进行精神训导的一把道德之剑，更由于它是社会人格能否健全的一种理想人格之于现实的，并通过个人（所有有老师职责的个人及组织）对群体进行美德或进步转化的行为。当然，这样说还无关技能，是从道德情操、人格精神来谈的。再从其他方面讲。再好的理工科初、中、高阶的技能，以及文科社会科学的文字与思想，不正衣冠是可以的，但切不可不正心（这里所说的“心”，即所谓的道德情操、人格精神）。可见，众业德为首。
说到这，简略举个例子。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有位得道高僧——一休大师，中国人一般只知其小和尚及或智者的形象，却未必知道他在日本国向有类似中国济公的风采。所幸的是，由于国别差异，尽管他被权钱阶层称之为“狂僧”，却比我们谁也不愿做但谁都爱的济公活佛活得有生活质量多了。不表中国汉族的活佛其实是被钱权边缘化或不得已自我弃世之类的这些话题。这里只说一休大师。有关他的趣闻轶事非常多，这里且说最具代表性的。某次，声名远播但深居简出于知名寺庙的一休大师应邀去超度一家富贵人家的亡灵，但因衣衫褴褛而被当作“流浪僧”或骗子遭呵斥辱骂驱逐走，然后他回去穿上黄金一样质地的袈裟，则受到了热烈欢迎，众人皆赞之曰“不愧为当世高德大僧啊”。然而，当那些富贵的亲友们一睹大师风采之后，均以期望的眼神，打算侧耳倾听他的超度法经时，正襟危坐许久的一休大师忽然玩了把裸体行为艺术。他一把将金灿灿的袈裟掷于死者尸体上，并分别指着自己的身体与袈裟，在声色俱厉地说完“你们还是要让我这个躯体去超度他，而不是这身袈裟去超度他吧”竟扬长而去。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传统道德方面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既不能为迎合某些人的口味去做好师者，也不能为了穿上及获得更好的“袈裟”与“寺庙”去做师者。但是，就社会道德方面的目的而言，我以为，纯粹为了职业的目的，甚或是商业目的，去做“师”者，其实也无所谓道德的高下，无需刻意寻求德馨一方的个人修为。因为，从参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讲，我以为，关键还是要看所教的知识与技能是否确实有用于当世，且做到了有益于社会进步。譬如，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特别是精英教育方面，无论是对政治、法律，以及对MBA的教育，就是极其成功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育道德上进步，他们尽管以资本作为一个手段，但更主要是鹰扬了公平竞争的社会道德观念。
我们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是不同的。且不说民办教育或企业办教育与国办或社团办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因为制度是这里不适合谈及的。处于此一制度环境，我们也就无法与之同日而语，若论及比肩更是有如登天。即使一些知名社会学者建议将北大清华通过改制为私营，来追求学术思想及科学技术的国际升华，从此改写中国“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但质量上99.9%为垃圾”这一现状……此言虽激切了些，然其心甚厚，但也是暂时不可能改变的。也甚至可以说严重点，我们真正的精英可能因处于草根地位连参与论文发表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而那些形式上盘踞各个席位的人们饱食兼勾心，根本无暇独创或没有这个能力，也只能剽窃或粗制滥造成风，以应对不得不也是不得已需要应付的强制的论文数量要求。
但这里我想说的是，至少前面提及的两文的立言驳论并非真正达到了如此高度。不过，前文有这类期许，而后文则反映了我们业已存在的文化人的生态现实。我们很难脱离传统对于现实拷量的内心痛苦，但又十分急切地需要表面的名利双收，以及只需要一边倒的盛誉之际的快感。这实际上，对传统道德而言，是一种道德沦丧的集中体现；而对现实职业道德来说，则只是一个人格与精神矛盾的有力证据。至少我们很难清楚明了与公开宣称哪些教育内容是有用的，哪些方式是可行的？毕竟现实确实存在大量的“你考再高分也不一定是有用的”，但“不考高分就无法谋一个好的学习出身”之类大量属于功利的“有用”与“无用”的悖论。这些因素与现状，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最终在这个社会都会走向实用，也即对当下或眼前有用。诚如于丹所说“活在当下”，其实就是一种泯灭传统道德观的短视人生观。这种且求今时今日之功成名就的幸福与满足感，和李白的“及时行乐”观，本质上的精神实质都是产生于相同的社会人格。再牵涉是否附庸学术，特别是是否有服膺官权的洋洋之言以证己言，并先确定这些“是或否”的做法属于社会人格在个人方面的集中体现，才可以继续深入思考下去。例子此处且告免。因为国人今大部分如是，通过精英教育与人事制度转而通过“一个萝卜一个坑”并数着年限及搞着关系，即可获得超越了一般人的社会地位及薪酬与待遇。文化人显然更甚一筹。而且呢，这已经是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同一化，构筑了由无数各等名头聚首的道场（其实现在的教育社会以及媒体与类似社会，已经和历史上鼎盛时期的道观寺庙的建制及其运作方式毫无两样），以及不可胜数的学业、从业及其供养者（教育社会主要由家长构成）的主流教育社会，自无可评说。但是，如果“益于社会进步”、“物有所值”、“等价有偿”与“买卖各方共赢”此四条确实可作为商业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与交易原则的话，这里呢，我只少部分同意《驳柳大侠〈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文。
在我看来，也正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必定会出现《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与《驳柳大侠〈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文或这类思想冲突。我觉得，二君确实只是在言说两个不同的问题，并没有谈到共同的本质上去。一个是谈道德上的师者，并愤然秉笔直书，要以此考察现实的职业老师们；一个是立场于职业上的“师”者，虽刻意附庸于传统道德并确有实际努力，也无法改变以之谋生，并籍此求取功名富贵的基本职业诉求与个人目的。前者拔高了以“师”为职业的人们。因为既是职业，自然难以脱俗。后者其实也无需替教育劳动者粉饰其辞，并牵强学术，复再三加注官言，反疑有谄媚、自负与狐假虎威之嫌。毕竟劳动者有争取合理报酬及待遇的法定权利及人身自由，而教育人士也可以各种形式来要求政府在管制教育方面改变相关教育模块的政策，等等。
且说职业与社会的关系，再展闲话，以扬俗世如何用世与进步。以佛家出世入世的方式看修行的大德高僧，不仅是世人其实早就接受了必须预先要接受供养他们的义务方才能获得他们的迦持与保佑，连佛陀也形成了此时端坐讲经、彼时乞食的道德生活。我们偏想不开，以为端居“师”位的，始终要无所欲求方才能享受“尊”敬。数千年来，以“清教徒”自居，以“清教徒”度人，不知误了多少人的精神与行为，竟不知耽误了多少原本可以供养的、赡养的、扶养的以及捐养的幸福——他们都是值得关心，也是最需要关心的人！遗憾的是，我们反以为美的，却往往是自己往自己的人格上钉钉子，或往自己的心灵上撒尿，言语上且求好大喜功与虚情假义，行为上只是要一意利己。反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私利作为个人及社会公开的追求，不必刻意掩饰与敷衍。因为不同形态或性质的社会早已形成很好的规则，可以让过去谈利色变的奴役心态立地成佛为现实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何况是小康生活，甚至是幸福生活，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此言甚虚，至少是在这个国度。一般呢，我们还是要一心想着吃独食，他们也是要一心想着分一杯羹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深刻，毕竟制度环境因缘于更深刻的、不可言说的……，那些“尊贵”的人们喜欢并习惯于乱中获利……。
但无论怎么说，我还是替传统道德加分，它毕竟讲究克制与坚守。这是现实职业与社会责任彻底脱节，或曰职业道德沦丧的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因此，我大部分同意《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此一的说法的原因，是它的传统道德方面的倾向确实具有更深远的社会意义，反映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驳柳大侠〈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的正面性，则仅仅只是反映了一个职业群体及其影响范围之内的自我认知与精神矛盾，最多只能算是属于小范围的客观存在。但作为职业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无论从传统的师者走向了今天的“师”者，这无论是进步抑或倒退，一直以来，这个职业对于社会人格的影响以及社会精神的健全与否，也即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却始终是非常重大的，仅次于制度环境。对于我们来说，则未必不是附庸于制度环境。因此我也认为，我们及家乡的文化人及相关人士应从《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及《驳柳大侠〈罢课，是师德沦丧的底线〉》升发至更广泛的或更高一些的层面与境界。至少，我们可以多读一些书，同时多读读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甚至假作幼稚地想想我们为什么活着，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进步，等等……
一溜胡扯之后，我对一些教师的罢工现象，虽内心深以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职工罢工，但还是要提一个不能免俗的观点：
我对于教师于工时内罢课的正面看法只有一点：如果这样的罢课，可以起到教育学生正确判断是非以及影响他们向进步的言行迈进的话，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其他的导因，比如是以改善个人生活待遇为主，限于职业特殊性，则只应在下班或课后进行。否则，起码从职业义务上讲，是不道德的。这和警察罢工而不管身边的盗贼，医生罢工乃至置病人生死于不顾，后果的严重性其实是相同的。而其中，牵涉某种特殊利益的，则应拿社会道德审察之，是确属师德沦丧之举。
但也有矛盾，这里再展开一下。我一方面认为，比如教师们认为个人收入及教学环境均需要改变而罢课，应该是可以称之为“可以起到教育学生正确判断是非以及影响他们向进步的言行迈进的”的进步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则认为，教师们罢课显然会导致学生们考分的降低，不利于他们在更大范围的、无论合理与否均实际存在的竞争中胜出，似乎又是明知故犯的恶劣行径……，哦，还有一个，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工会机制来呵护教师的权利，更没有其他透明的、权威的机构与个人可以匡扶及纠正师者的道德言行……
问题是我们或明或暗间并没有一套对之真正合理的、唯一的评价制度与用世环境，当然也就可以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想那样想，也很自然你可以这样说他可以那样讲了。而且囿于大环境，你内心真正需要遵守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
且就一并不说了。
最后，站在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立场，仅就监利文化人及其与一般民众的重大关系而言，本人是很想建议各位薪酬及社会地位均远胜于监利普通民众的“白领”先生们，不仅要多博精熟相应及相关的技术或文字，更要有责任将教育知识偶尔回归到最初始的先贤大师的境界，或以此经常地要求自己，作为职业道德的一种有益补充，强健教育人格。虽不必“日三省吾身”，或是“月三省吾身”，或季、或年自审，也未尝不可。如果一味浸泡于浮躁及叠加的形式及外表之中，即便分数或类别居于国内翘楚，除了荫袭于现有制度获得好的个人发展之外，于社会则是鲜无好处的；而且个人爬升地位越高，反而越损于社会进步。这是就个人修为及其可能产生的积极及消极的影响而言的。
至于商业化的教育国营化（非“国有”那么简单），实则流弊甚多，不可牵强。否则，必然乱了教育道德，也乱了社会的方寸，自然改变了基本的教育事业性质。连性质都变了的问题，我也不必思考，更不会具体针砭的。
再多句。上述客观现实，不光是体现在教育社会，在其他领域也一体如是。比如作为传媒之首的电视台，现在就实际上成了他们主要以商业传播与广告形式谋取收入的平台，经常在主旋律剧目间夹带广告尚且事小，至于其它一些节目更是极端商业私利化了。可以说，它们的沉沦和教育领域产生的作用是互相呼应的，对社会人格与精神的影响是严重的。但是，对之进行“沉沦”的评价，只是站在所谓的传统道德上来讨论。现实中他们不过是顺应制度环境的实用主义做法而已。我们批评单个机构或个人，对社会进步而言，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该进步的是社会，该改变的是制度环境。
(以“一个老乡”名义首写于边江论坛网，后稍为修改整理首发于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