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还在没完没了地继续，朱学勤涉嫌抄袭的事又闹起来了。这些本来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没想到却闹得天翻地覆，而且看势头还是向着不了了之发展。

在学术范围内，是否存在抄袭，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判定的事。一个老师如果不能发现他学生递交的论文中存在的抄袭现象，他就没资格当老师。所以老师在指导学生论文时都会首先告诉学生要遵守学术规范，引用别人的观点和结论时千万别忘了加注释。甚至在指导学生做读书笔记时，也经常会强调一点，即笔记摘录一定要先记下所摘录文字的出处，包括书名、版权、文章标题、作者姓名、页码等，以免将来引用时没了出处而变成抄袭。

作为一个学者，无论是在参与学生论文答辩时，或是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能够判定论文或学术成果之结论和观点的来源，是作者自己的，还是前人已有的，不管它有没有注释。更何况作为学生毕业论文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部分，文献综述就要求作者就同一问题交待前人已有的观点和结论。

按理说，在学术自主的条件下，学术腐败生成的环境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偶尔出现，也会在学术圈内得以抑制，根本不可能搞成全民公决的社会问题。

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源于学术不自主。学术评判的标准不在于学术本身，而在于行政领导。建国后30年中，中国是没有公开的学术标准的，单一意识形态是唯一正式标准，具体由各级党政领导负责，尤其是各大学、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党政领导负责。改革开放以后，学术自主的要求被多次提出，但行政权力并没有放弃。

这些年来，在中国大学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某一教师的学术评价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学术评价体系，公开的是行政领导提出的学术评价体系，潜在的是教师群体私下的学术评价体系。在高校校园里，被行政领导看好的人，在教师群体中却被称为是“会混的”；而被教师群体私下评价不错的教师，却会被行政领导视为“难弄的”。显而易见，前者是学校官方认定的各类“人材”，学术资源、行政资源都集中在这些“人材”手中；后者则是被边缘化的，时不时地还会受到行政方面的“警告”。这两种学术评价体系共存现象，甚至连一些高年级的学生都看得很明白。

这是一个麻烦。行政领导并不懂学术，他怎么才能把一个人视为“人材”呢？

于是，行政领导就（通过科研处、人事处）制定了若干套“学术评价标准”。比如，发表多少论文、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拿到了多少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有多少；获奖多少、获奖级别有多高……。

因为行政领导不懂学术，所以你拿一篇论文给他，他根本看不懂，更不知好歹，于是只好看你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在他看来，一篇论文的水平仅仅取决于它所刊登的杂志级别，当然，就行政领导而言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在高校，教师要想“混得好”，就必须要在SSCI、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至于论文水平，无所谓，只要能发就行。问题在于，国内有哪几家刊物没有行政领导标准？有些还必须经过党委宣传部的审稿，虽然党政标准都不是学术标准，但都是可以通融的，是各种关系的捷径。即使有个别刊物坚持匿名审稿，它们的评审专家多数也还是那些“混得好”的学者，即根据行政领导的标准“选拔”出来的“精英”。

同样，科研项目也是如此。行政领导哪里知道哪个项目、课题的学术价值几何？于是，不管课题、项目有无价值，只看你拿进来多少科研经费，甚至课题最终做得如何也无所谓。国内高校排名是每一所学校最关心的事，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科研经费总量”。这个总量被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想“混得好”的教师头上，评教授、副教授所需课题经费不等。本人就亲眼见过有人为评职称，不得已把自己准备用来装修房子的几十万元钱作为“横向课题”经费打入学校财务，然后再一点一点通过报销拿回来（横向经费报销不受限制，最多损耗一点管理费）。

可想而知，在不懂学术的行政领导所制定的“学术标准”引导下，有谁还会去在乎真正的学术规范？除非是那些把学术视为天职的“傻子”。

行政领导为了持续把持“学术权力”，一直还在不断“创新”。近几年因为“抄袭”事件屡屡发生，某高校“发明”了新的“学术腐败判别定标准”：把若干年来已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所有论文都输入数据库，然后要求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律上网，系统便能将论文与数据库内论文自动比对，出现连续相同字数若干即可判定“抄袭”。据说这一系统已经在全国各高校普遍推行、运用。

行政领导的无知竟到如此地步！

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