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中庸 第十三讲：九经有道，行之者一
第二十章（治国四）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吏，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者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礼的严肃性和崇高性
前面我们讲了治天下的九项基本原则，我们来看下面，仍然是在这九经上面的进一步发挥。我们看这一句，“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什么是齐明盛服？斋戒沐浴后穿上庄重服装。斋戒沐浴是对心灵的洗涤，对自己的形象和行为进行检核，然后参与祭祀活动。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现在，国家要讲国家形象，企业也要讲企业形象，个人同样也要讲个人形象，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就要与什么样的环境相协调，要与环境和谐，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形象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朝廷之上，特别是遇到国家的大典和重要会议，就更需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有些企业开会，也都要求与会人员必须着装整齐，不整齐，那就与在茶馆里喝茶、火锅店里吃麻辣烫没啥区别了，那样太随便，是不行的。齐明盛服，就是斋戒沐浴后从服饰上表明了礼的严肃性和崇高性。
在国外的歌剧院开个交响音乐会，这个很讲究啊，从演员到观众都身穿晚礼服，正襟危坐，不交头接耳，不吸烟，该拍掌的时候才拍掌。而在国内呢，前些年也有交响音乐会上，观众的着装混乱且不说，还个个翘着二郎腿，大声喧哗，吞云吐雾，而且不懂装懂，乱拍巴掌，把本来是一场高雅的艺术欣赏搞得不伦不类。现在西洋音乐普及了不少，可能要好很多了。
有时候我们看到西方上流社会举办社交活动时，在穿着打扮、场景布置、节目安排等等上，做得非常讲究，感觉挺羡慕。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甚至有时候还要更加严格。我们翻开《礼记》，从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礼数，是极其烦琐而且特别讲究的。总之，齐明盛服是古代祭祀活动时对自我形象的一种规范，每一个人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之中，都应该具备相应的形象，相应的气质。尤其是在庄重盛大的场合中，更应该礼数周全，这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既尊重对方，同时也是尊重自己。
“非礼不动”，孔夫子在《论语》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语言、行为要守规矩，在相应的场合下就应该遵守相应的规矩，要守好基本的道德规范，要守好社会习俗，要守好国家各项法令政策。如果不守好，那就会捅娄子，就会惹麻烦上身，造成自己与环境之间种种的不和谐。
“所以修身”，你能够做到“齐明盛服，非礼勿动”，那么就可以说得上修身了。这里先只是从简单的层面上说了说什么是修身，是在外部层面上对修身做了一些解释，等到了后面，就会有相当多的篇幅对修身作更加深入的阐述。这里是将修身的基本条件归于“齐明盛服，非礼不动”。
良禽择木而栖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去谗，特别是那些身居上位者，身为领导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不少下面的人在与你交往的时候，说话做事往往都掺和了不少恭维的水分，下面的人总想讨好领导嘛，总想在领导面前留个好印象，于是说话的声音很轻柔，内容也尽是挑好话来说。一个个都在察言观色，看领导喜欢什么就顺着去说、去做，根本不会提反面意见。甚至还有些人在那里挑拨是非，那更是谗言。远色，这个色往往都被认为是美色，我个人认为是指脸色。很多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如果识不破，就会被其所欺骗。
去谗远色，无非就是让我们对人对物要有识别的能力，听别人说话要善于听。我在讲《尚书·洪范》的“貌言视听思”时，就对形象、语言、眼睛、耳朵和思想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借助书院网站去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所以随时要保持我们头脑的清醒，使我们不为外部环境、外部假象所蒙蔽。人与人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有语言上的面具，有形象上的面具，我们要善于识破，这样才有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去谗远色、保持清醒头脑的基础上，还要“贱货而贵德”。我经常都在说，现在的人都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念，看看自己的价值观念中，究竟是把名利放在了第一位，还是把道德放在了第一位？如果把道德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可以成就大事的人，是一个可以共患难的人，其名利自然就会随之而来。反之把名利放在第一位，忽视了道德的作用，那名利未必就能大得起来。这样的人吃不得一点亏，往往总是为小名而争，为小利而闹，为了些许小名小利打得个头破血流。这种情况下，怎么还可能有担当大事的能力？反而那些吃得亏的人却能够步步高升。我们都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在事业上能够平稳上升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生活之中、工作之中吃得亏的人。吃不得一点亏的人反而是磕磕绊绊，一生中大吃其亏。其实仔细想一下，像这种时不时去争去闹的人，怎么可能上得去呢？
总之，对于一个领导而言，就一定要“贱货而贵德”。当你在选择人员组建自己的团队时，也要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原则，对那些不计名利的人要提拔吸纳重用；对那些好名好利、争权夺利的人，最好是敬而远之。
身为领导，如果能真正将“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作为处世的原则摆在第一条，那么有德之人、真正的贤才，就会愿意聚集在你的周围。反之，好谗近色，贵货而贱德，票子倒是有不少人给你送来，但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那肯定就要帮人办事，或者是要提拔他们。这些人在道德操守上肯定就有问题，多半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另外自己也不太平，说不定哪一天东窗事发，那也会很麻烦。今天新闻联播报道说美国一位参议员，被发现接受贿赂二百八十万美元，当众道歉并辞职，还要接受法院的审判，等待他的将是美国的监狱。国内在处理这类案件上也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腐朽不仅仅只是中国才有，美国欧洲等发达的国家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美洲非洲这些落后的国家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真正有德之人、真正的贤才，如果发现他的领导是一个重利轻德之人，肯定也会弃之而去，主动炒掉老板的鱿鱼。他肯定更愿意在一个真正爱德爱才的老板手下做事情，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在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大多数都具备了这样的素质。那时出仕之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文理、科学技术等等五花八门的书籍可以读。尤其现在号称是网络时代，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古人读书则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四书五经，接受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一套思想的教育。他们对仁义、对廉耻看得很重，如果身居上位者是一个好谗近色、贵货而贱德之人，那真正有贤德之人，肯定是敬而远之。于是这样的人身边就会聚集越来越多的小人，这样他也就越来越危险了。
宰相自有宰相的职责
“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尊其位，对自己的亲人要尊重，比如和老辈子在一起，要将其请到上位就坐，不能让他坐到下面去。重其禄，对亲人的衣食俸禄一定要丰厚。同其好恶，正所谓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和自己的亲人在喜好上要保持一致。其实，这里主要是针对长辈而言。对老人而言，对父母而言，要熟悉他们的喜好，尽可能顺着他们的心意做事情，在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上，最好要有所回避。其实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表示对长辈的一种尊敬，一种谦让，一种关爱。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是一项硬性指标。
在现代社会里面，这个硬性指标有些淡化了。能和子女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父母越来越少，尤其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就更难得有父母能和儿女住在一起了。再加上现在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于是上一辈和下一辈之间的亲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淡漠。不管怎样，对于“劝亲亲也”，每个人都应该以身作则，要善于处理好自己的家庭事务，这样不仅仅自己一家好，而且还能影响一方。
“官盛任吏，所以劝大臣也”。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于是相应的职能部门也就越来越多。职位增加了，那就需要安排适当的人去做适当的事情。另外真正的大臣，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情。以前我就经常说，当领袖就要有当领袖的样子，他管着是一国的大事，就不能为某一街道办事处的事情去瞎操心。任何事情都有个分类，那就需要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做相应的事情。当首相就把首相该做的事情管好，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把这个位置该做的事情管好。
当年汉文帝问宰相周勃天下如何？周勃说没什么大事。又问监狱里有好多人犯？周勃回答不知道。再问去年国家粮食收成如何？税收如何？周勃还是回答说不清楚。这一下汉文帝生气了，质问周勃：你身为宰相，居然不知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该当何罪？周勃说自己是武相，主要负责军队和国防，您这些事应该问文相陈平吧。
汉文帝不得已，又将刚才的问题问了陈平一遍，谁知陈平也依然回答都不知道。汉文帝顿时火冒三丈，质问他说，你身为国家宰相，对国家重要之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是何道理？陈平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些事情都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嘛。粮食收成应问治粟内史，监狱有多少人犯应问廷尉。汉文帝一听他还在狡辩，于是反问道，那我还要你宰相来做什么？陈平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意思是说，宰相自有宰相的职责，宰相是辅佐皇上协理天地阴阳，理顺四季轮回，从而使万物生长，各得其位。对外要镇抚四方的少数民族和分封的诸侯，对内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对国家政权机构，要从大的方面将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协调好，把人事关系理顺，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那些具体的事情嘛，当然就是各具体部门的事情，不该由宰相来操心。
从陈平的这一段答话中，就可以看到“官盛任吏，所以劝大臣也”的意义。官是领导，居于上位；吏是下属，处于下位。身为官者，就要将下面的人使用好，官越大，就越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总之不管身居何位，都要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这样才不会乱套，才能真正各尽其才，各尽其用。
宋徽宗与花石纲
“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对于忠信之人，要予以重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多发点工资，多发点奖金，以示对他们的忠信予以奖励，予以鼓励。如果对这样的忠信之士，还以平常人来对待，和他人一起吃大锅饭，短时间倒也罢了，如果长此以往，恐怕忠信之士就要跑光了。大锅饭吃久了，味道再好，但是再有热情的人也会慢慢冷却下去。
“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时使，在《尚书·尧典》中就说“使民以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条治国原则。在古时的春、秋两季，国家一般不动刀兵征战，不搞大的修建工程，不管是修路、修黄河，还是修宫殿等等，春秋两季都是禁止做的。因为春耕是大忙季节，民以食为天，必须要抓紧农时；同样的，秋收也是大忙季节，秋天正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一定要把田里的庄稼收割回来，还要处理一番并存入仓库，这样才能保证来年的伙食。因此在春秋二季，一般官府都是不敢劳民的。
古时候的农民主要有两方面的负担：一个是租税，即要交皇粮；还有一个是徭役，即要无偿的为国家提供劳动。另外还有兵役等，但毕竟是少数。总之官府要安排百姓服徭役，必须要“使民以时”，一般都是在秋收以后到开春之前这一段时间。而且春节时还要放假，那不像现在只有七天，一般都是一个月。就是国君，在这期间也相对较少处理政务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上到下都要依据天时来安排事务。时使，就是对民力不敢滥用的结果。
薄敛呢？就是对老百姓的赋税要合宜，不能随便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就对老百姓玩花样，变着方子搜刮民财。
当年宋徽宗喜好艺术，喜欢奇花异石，但是都城开封地处平原，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石头花木，于是蔡京、童贯等奸臣为了讨好宋徽宗，便派人前往江浙一代，以“花石纲”的名义向民间大肆搜刮奇花异石。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发达，有汽车、火车、飞机等便捷的运输方式，这些奇石不仅数量繁多，有时候一块石头可能就重达数吨甚至几十吨，完全就是靠人抬肩扛、马拉牛拖，运到船上，再通过大运河和汴河，沿途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的人力和物力，才能运送到开封。据《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20年”，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的劳民伤财，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肆修建各种工程，到处搜罗奇材异石、草木花果、珍禽异兽。他的每项工程都是规模庞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比如征发百万民工，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凿修大运河；三次亲征高丽，均以失败告终；生活极其奢侈糜烂，为了维持虚耗无度的开支，向老百姓胡乱征税，强行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聊生。终于，隋炀帝的作为激起民变，使好好的一个大隋帝国，只历经二代就终结了。
因此，任何政府都一定要给老百姓留有余地，国家在开支上也要尽量精简一些。西汉初年，经过秦末的动荡、楚汉相争，秦始皇一统天下时全中国有两千多万人口，到了刘邦建立汉朝时就只有五、六百万人口了。整个社会如此凋敝，到处都是百废待兴，从汉高祖刘邦开始，连着几代君主都推行黄老之术，施行与民休养的政策。那个时候的税收实行的是“十一税”，老百姓收了十斤粮食，只需交一斤皇粮，收了一百斤就交十斤，收了一千斤就交一百斤，如此类推。汉文帝的时候，觉得国家收入用于各项开支还够用了，于是又降低了税收，改为十二分之一；再过几年，觉得收入还是多了，又继续降低，改为二十分之一，甚至数年全国租税全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这样才有了汉朝“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景象。
最近，政府出台了农民税收全免的政策，此外还推出农民义务教育学费全免等政策，都是为了给农民减负，农民们当然很高兴了。
以广阔的胸怀应对一切
从古至今，在如何对待老百姓上都是相通的。怎样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怎样让老百姓活得比较容易？这些都是当政者最应该关心的事情，当然也是最为头痛的事情。说起来挺简单的，无非就是“时使薄敛”这这个字，但是要真正实施下去，确实很有难度。老百姓在社会人口中比重最大，因此问题也最为复杂。
只有“时使薄敛”，才能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将他们的生活热情、创造热情调动起来。否则，当他们觉得其它事情的利益比种庄稼更大，他就会放弃。这些年街上的叫花子也多了，为什么啊？不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乞讨比种庄稼来钱来得更快嘛！地里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挣不到几百块钱，反而是组织几个娃娃到街上乞讨，有时一天下来就能弄个几百块钱。如此简单的成本利润核算，辛苦一天就可以相当于一年的收入，再笨的人都会算这笔账。所以中国过去有这样一句老话：“讨口三年，官都不想干”。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但是民众的忍耐程度也是有限的，一旦超过了忍耐程度，那民众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也是很可怕的，那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
如何才能调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我有个朋友在内蒙那边做工程，当地老百姓也挺多，但是根本招不到工人。当地人只要家里面还有碗苞谷粉可以吃，就都不愿意出来挣这个钱，于是只有从四川招募民工过去做活路。川西地理环境条件要好一些，一说到内蒙当劳工就摇头；只有川东那些偏远的穷地方，才有人愿意去内蒙打工。从这里可以看出，内蒙当地在调动老百姓生产积极性的工作上还做得不够。四川相对要好一些，四川人吃苦善战，现在四川号称有一千万的劳务大军，几乎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四川人辛勤劳动的身影。可见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这和各地各级政府的工作息息相关。
“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现在每个单位都会有业绩考核这样的工作程序，对自己团队里面的人，都要勤加考核，天天观察月月考核。考核的结果呢？对于其中最优秀的人要予以奖励，使他们得到的报酬能够和付出的劳动之间成正比，这样才能留得住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也就是这城说的“劝百工”。如果别人付出了劳力，却拿不到报酬，或者报酬不成比例，这怎么能行呢？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做，却照样拿钱，这样的话，人家勤勤恳恳的人会如何想呢？总之，就是要掌握“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要鼓励其长处，同情其短处，这样才能起到安抚并使四方归顺的作用。其实对任何人也都一样，都应该取长补短，和睦相处。不能因为别人有短处就拿来取乐，并借此讥讽别人，对别人的长处却视而不见，总是想鸡蛋里面挑骨头。如果这样就不行的了，应该以广阔的胸怀来应对一切。
一体化与多元化
我们再看下面。“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身处春秋时代的孔夫子，他的一大政治理想，就是“继绝世，举废国”。因为春秋时代诸侯之间相互兼并，周朝初年的八百诸侯，大部分都已经消亡了。
现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激烈，但是多元化的呼声也同样强烈。世界既要一体化，同时也要保持多元化。在春秋时代同样如此，大国都强调一体化，但小国更希望多元化，避免被别国吞并，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们通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探索频道等节目，就可以看到至今在一些地区，如非洲、东南亚、亚马逊流域等地方，还有一些非常原始的部落。现在有些人在致力于让这些人学习现代文化，希望能够使他们融入现代文明，但反对的呼声更强烈，说这样做就会断绝好不容易才延续下来的古老文化。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很多族裔的古老文明也已经消失了。此外，诸如文物古迹保护、环境保护、物种保护等等，也都是为了保存那些历经艰辛才遗留下来的各个自然物种和古老文明。
孔子这里提出“继绝世，举废国”，实际上是对远古文明的怀念。比如说夏朝没有了，但是杞国就是夏朝后人的封地；殷商被灭了，但宋国成为其继承者。从轩辕黄帝以来、从尧舜以来的邦国数以千计，对他们的各种古代文化、制度的保护和保存，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
“治乱持危”，也就是说当民族、社会、国家陷入混乱时，要努力解除造成混乱的各种因素，使其重新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走上正常的轨道上来。“朝聘以时”，则是定期接受各方诸侯的朝贡，要定期发表文告或者派人前去慰问各地的诸侯，不能没有规矩的随便乱来。
“厚往而薄来”，就是对外送礼要以厚礼相送，收别人的礼物则要求不能过高。这一点也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后面我们再结合历史上的事实，重点阐述一下这方面的道理。
厚往薄来的本钱是什么
当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领庞大的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途经三十余国，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一方面，如此庞大的舰队使所经各地都见识和臣服于大明王朝的天威；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字画等贵重物品，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馈赠给当地的国王。而换回来的呢？大都是当地的土特产，两者之间的价值肯定是不可同等视之的。于是有不少国家纷纷遣使和中国通好，甚至还有国王携家眷，不惜远渡重洋，前往中国友好访问。对于这些来宾，大明的皇帝对他们赐予了极其丰厚的财物，至今在南京，也就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前的大明朝都城应天府，还有浡泥国王墓、在山东还有苏禄国东王墓，他们都共同见证了大明王朝这段“厚往而薄来”历史。
到了清朝，虽然设有洋行同西方人打交道，但哪里是在做生意？美其名曰是西方人向大清朝纳贡，西方人将自鸣钟、毛瑟枪、怀表等西方的产品，甚至军舰模型作为贡品进献给大清皇帝，然后大清皇帝也回赏赐银两或宝物，其价值一般也都远远超过进献贡品的价值。总之，对方薄来，我这里就厚往。如果人家上了十元钱的贡奉，我就给十倍价值于它的赏赐。
“厚往而薄来”，几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如此。隋炀帝在位西巡时，在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君王和使臣，并亲自主持了通商贸易交易大会，号称“万国博览会”。各国商贾云集于此，盛况空前，其浪费铺张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某些形象工程。谁都知道隋炀帝是一个极其贪图享受的人，为了这次会见，他从长安出发，渡黄河，过星岭，越浩门川，直抵甘肃张掖，一路上的花费就不是小数目。此外，整个张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修葺一新，家家都要张灯结彩，路旁的树木都要用绸缎围裹，还安排不少仕女身穿盛装，丝竹管弦载歌载舞，以彰显天朝帝国之富裕。西域各国国王和来使全部震撼和臣服于大隋的天威，他们进献的都是各地的特产，而得到的赏赐都是丰厚的金银财宝。
作为天子，应该薄取厚予，但前提是要有本钱，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当然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西周时代，从周天子到诸侯，在设置军事力量上都有不同的等级，相当严格。作为周天子，他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共设有六军，拥有六师军队的编制。诸侯中大国，只能拥有三军的编制，诸侯次国二军，小国只能有一军。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自晋文公最先突破西周规定而创建六军后，各诸侯国就逐渐不再遵守当年西周的限定了。此时的东周早已经沦落为一小国，根本不可能还拥有六军，就连并不算强大的郑国，也把它打得丢盔卸甲，更不要说齐、楚、晋、秦等更加强势的大国了。
总之，“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这表明了对历史文化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具体如何处理相互间事务的方法。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这治国平天下的九大原则之间，同样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相互分割毫无关系，而是彼此之间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作为当政者，作为一国之君，就一定要守住这个，并一以贯之。先从修身做起，然后再一条一条地实现并完善，逐渐扩大其半径，然后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用心去找金钥匙
上面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庸》关于治理天下的九大原则。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的内容。我们看原文：“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那些从事策划、运作的朋友，可以将这一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前面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这九经可不是嘴上说说就立起来了的，也不是想当然就可以做到修身、尊贤、亲亲，等等，那必须要有所谋划才可能成功，就像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进行策划、定位才行。
《易经》讼卦大象辞有云：“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孙子兵法》中讲“庙谋”，也是要我们遇事多观察，多了解，多分析，然后才能做到胸中有数，这样事情才可能成功。反之，如果胸中无数，杂乱无章，那这件事情还怎么可能办得好呢？因此我们为别人搞策划，为自己搞规划，就要有长远的目标，这个长远的目标是可以实践的，是可以实施的，而非说大话、吹牛皮。所以“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你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就是“不豫”。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那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想成功了。
“言前定则不跲”，言前定，我们知道现在领导开会作报告，一般都由秘书先把稿子准备好，但是作为领导，在会上发言前还是应该要熟悉一下，如果到时候念白字，就会闹笑话。
前段时间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到大陆，在清华、北大访问的时候，不就闹了一场笑话吗？所以我们说话行事一定要有所准备，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凡事豫则立”，要言前定，一定要先打好腹稿。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要说什么话，其中的环节如何把握，都要做到心头有数。否则，就容易使自己陷入被动，就容易陷入困境，自己给自己带来麻烦。
“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前面说“言前定则不跲”，大家对此要举一反三，总之都是“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在具体事情上，比如我们在语言上，在作为上，在做任何事情时，或者在对道的追求上，都要“豫”。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跲、不困、不疚、不穷，这是你做事能否得自由、得自在的一个窍门。
我们在工作之中、生活之中，如何才能不陷入困境？如何才能比较轻松地把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乃至于困难都处理好？其实不管是什么事情，它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是再大的困难，也同样存在解决的方法。关键就在于，自己有没有用心去找那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找到了，就不会陷入麻烦；找不到，那对不起，麻烦就上门了。
让心灵回归到纯洁状态
儒学的核心理念，可以说在《中庸》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第一章开始，一章一章逐步推进，使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这一句我们前面讲过的，如果下面的优秀人物不能被上面的人所赏识，不能将其提拔到适当的位置，那么对所辖的民众的治理就有问题，进而国家社会也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但是身处下面的优秀人物，又如何才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呢？“获乎上有道”，就是人往高处走，这其中是有方法可循的。下面说着几条方法就很重要，特别是有些朋友正处在不高不低的位置上，想得到更好、更高的职务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尤其要注意这几条。这里提出的方法在今天能否行得通，大家可以自己去掂量掂量。
“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事圈子，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人事圈子内的人都对他不以为然，都觉得这个人无信无义。单位上准备提拔干部，领导下来搞调查，发现这个人的品性有问题，做人见利忘义，众叛亲离，周围没有人说他的好话，结果领导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行，不能提拔他。“要信乎朋友”，那就必须做出让朋友们信服的事情，这样才能得到朋友们的爱戴，然后说你好话的人才多，你的声誉才能上得去，才容易被伯乐所发现。所以，为人要多栽花少栽刺，反之，你“不信乎朋友”，那要想得到上级的赏识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有些人对外面的朋友看上去倒是挺好，特别仗义，但是却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对自己的亲人更是横加责骂。这样的人，你要做他的朋友，心头肯定就要掂量一下了：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好，对朋友能好到哪里去呢？前面讲管仲在面对齐桓公的告诫时说：“非人情，不可近”，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夫妇、父子之间等至亲至爱之情，都可以弃之不顾，不近人情，那这样的人绝对不可信！
“顺乎亲有道：反者身不诚，不顺乎亲矣”。顺乎亲，怎样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处理好关系呢？这同样也有章可循。“反者身不诚”，就是说要修身，如果一个人不修身，又怎么可能顺亲？不能顺亲，又怎么能信乎朋友？不能信乎朋友，又怎么能获乎上？说来说去，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要归结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上面。孟夫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什么身？就是说要仔细反省自己、检查自己。诚，就是我们的性情结构，就是要检查我们的性情结构有没有达到“诚”的境界。人的性情结构很复杂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嘛。天使惹人喜欢，但是野兽就让人觉得讨厌可恶了。反身，就是要洗去我们自身野兽的那一面，要洗去我们自身的狭隘之心、报复之心、恶毒之心、懒惰之心等种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使自己的心灵回归到纯洁的状态，这就是反身而诚。如果反身不诚，满脑子的坏主意，一肚子的祸水，一腔子的坏脾气，那么家里面处不好，朋友也处不好，和单位的同事也处不好，上下级等等关系也同样处不好。那还能不麻烦吗？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身也同样有方法可循，那就必须要明乎善。这一章重点提出了“诚”这个理念。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中庸》《孟子》的提倡，但毕竟那时正是诸侯彼此之间征战不息的纷乱年代，所以“诚”这个理念没有受到当时社会足够的认识。后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一千多年岁月的流逝，可以说“诚”这个理念几乎已经被湮没了。一直到了北宋中期宋明理学的兴起，尤其是周敦颐的《通书》，才再次把“诚”响亮地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