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始于2007年6月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基本结束于2009年6月，历经2个整年的时间。2009年6月作为标志和分水岭，全球进入了后危机时代。这次后危机时代从2009年到2020年，要经历11年的时间，这11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调整期，也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和重大转型期，我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变要同时并行，呈现一个整体联动的系统工程。

一、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发展要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由速度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外贸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由依靠投资刺激增长转向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要从过去的增长粗放之路、外贸依赖之路、结构失衡之路，转向低碳环保、可持续增长的新阶段。经济转型是痛苦而艰难的，需要全社会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转型和突破。

二、社会转型。我国处在重大的转型期，转型的主体不仅是经济，还有社会，社会的转型要与经济的转型同步。在后危机时代的11年中，我国社会转型要完成四个转向，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由资源依赖型转向生态环保型，由政绩工程型转向社会民生型，由分配不公转向和谐社会。社会转型要以2020年为里程碑，向小康型、生态型、民生型和和谐型迈进，实现社会的重大转型。

三、政府转型。政府转型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前提和条件，只有政府转型在先，经济转型才能顺畅，社会转型才能顺利。政府转型要完成三个转变，第一，要由万能强制大政府转向精干廉洁高效政府，实现职能上的转变和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第二，要由集权审批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减少审批环节，降低行政成本，放宽企业发展环境；第三，由强权干预型转向政策调控型，政府在经济工作面前，要力戒行政手段，强迫命令，强行干预微观经济，要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调控经济，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四、产业转型。我国产业结构受计划经济影响，一产农业偏大，但大而不强，产品缺乏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二产工业和建筑业比重很大，但大而不优，产业结构和层次缺乏优化；三产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是中国经济和龙江经济的短腿。如何调整好三大产业的结构和内在比例，让一产变强，二产变优，三产变大。为适应转型需要，我国的产业政策有四个导向，一是坚决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比如钢铁、水泥和煤化工等产业，下决心予以淘汰，在调整结构中实现优胜劣汰，发展优势产业。二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我国受计划经济和前苏联发展模式影响，重工业比重高，传统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和采掘工业比重很大，这些传统产业面临着改造升级，实现自主创新的问题。三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国传统产业比重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这是产业结构中的一个短腿，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拉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实现工业结构的布局优化。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旅游、物流、金融、电信、保险、商贸、文化等产业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拉动我国深层次的产业转型。

五、出口转型。我国出口量很大，外贸对经济的贡献高达68%以上，由出口的拉动，带来了近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看来，我国出口也存在转型问题。一是世界工厂需要转型，我国沿海的出口产业群，消耗了大量的紧缺资源，污染了环境，利用我国低价的劳动力，在低端产业制造低端消费品，成为世界工厂，现在面临艰难的转型。由模仿型转向创新型，由打工型转向科技型。到2020年，我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首先要在出口上实现深层次的调整。二是出口的产品转型。我国过去出口的大多是低端化的日用消费品，比如服装、鞋帽、玩具和家电，这些产品资源消耗量大、附加值低，如用14万双袜子才能换一架飞机，用5万件衬衫才能换一台高档数控机床，是明显的不等价交换。这种出口产品结构要真正转向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品牌的新产品，出口产业要由低端化转向技术高端化、由出口大路货转向出口高档产品，实现出口产品的彻底转型。

以上五个转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经济转型是主体，社会转型是主导，政府转型是关键，产业转型是根本，出口转型是出路，五个转型相辅相成，互动互补。“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展开，到2020年基本到位，中国一定能为后危机时代交上一份成功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