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中庸 第十二讲:天下九经,修身为本
第二十章(治国二)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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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的大纲
《中庸》作为四书之一,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学》是四书的总纲,而《中庸》,则是把《大学》所说的原则加以展开。比如《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怎么修身?怎么齐家?怎么治国?又怎么平天下?这在《中庸》里面才作了比较清晰的说明。
《中庸》第二十章很长,说的全都是治国之道。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该如何治理?如何料理?说起来那是千头万绪。如果是门外汉、局外人,面对这一切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要说国家了,就是现代企业管理者,或者是一方的领导干部,如何料理好自己手上的事务,都是一门大学问。实际上,这一切在《大学》和《中庸》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我们下面将要学习的这一章后面的部分,讲的主要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原文,“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我们还是逐句来讲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就是说大凡治理国家平定天下,需要遵循九条基本原则。王阳明先生在《尊经阁记》中开篇就说:“经,常道也”,即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实践性的典籍,才可称之为经,它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治国平天下,虽然看上去是千头万绪、杂乱无章,但是其中还是有脉络可循。《中庸》这一章里的内容,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晰地给我们罗列出来一个大纲、准则。如果我们对于管理之道不熟悉,就可以借助《中庸》这里所说的九经去做,按照其中所讲的原则去行事、去实践,那一定是吉无不利的。
那以,这九经都有些什么呢?孔夫子接着说道:“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我们看这九经,可以说是条理清晰,由近及远,将半径逐渐展开到整个国家。
当皇帝的滋味
我们在前面一讲中,重点就讲了如何修身。这里作为治理天下九经之首要,仍然是修身。《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修身是一个基本前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修身。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未能正己,焉能正人”。
修身,涉及到自身的方方面面,如情致上的、性格上的、脾气上的等等,都需要加以料理。如果性情浮躁、心地狭隘、毛病多多,那怎么还能谈得上修身呢?修身,向深处说其实是修心。另外,怎样提高自己的智慧?怎样提高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诸如此类的这些,也都属于修身的范畴。
修身的重心在什么地方?结合后面几章中所说的“诚”和“明”的关系,比如“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些句子,我们就知道修身的重心,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心性的料理。严格意义上的修身,实际上就是修心、修性。修心修性的极处就是诚意,也就是将我们精神世界内的种种杂质、种种不干净的东西,全部都过滤出去,这样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干净了,智慧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生发了。
其二是“尊贤也”。只有通过修身,才能优化自己的素质;只有修身,才谈得上尊贤。有些人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觉得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为人固执傲慢,谁都看不上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尊贤呢?又怎么可能礼贤呢?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不能尊贤,那怎么还能组成一个优秀的团队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呢?所以尊贤也是治理天下九经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其三是“亲亲也”。亲亲,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自己的家族,父母、妻室、儿女、兄弟这样的关系,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逐渐扩大亲情的半径,因为古代中国都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另一方面,朋友也是亲,所以尊贤也是亲,要把贤人、朋友,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
其四是“敬大臣也”。这主要是对国君而言的。当然现在不是封建社会,谁也不是诸侯、国君、皇帝。敬大臣这一经,以及前面所说的修身、尊贤等等,这些内容在古代,主要还是针对国君而言的原则,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对象就转变为那些有一亩三分地的人,比如大的企业家、政府官员、机关部门的领导人,等等。当面对手下的骨干,也可以说是大臣时,那就必须要尊敬。
我们现在有些领导人,对自己的下属哪里谈得上尊敬?一副随随便便、颐指气使的傲慢样子,这样就不行。
当年汉高祖刘邦,原本是粗人一个,他的习气几乎和地痞流氓无异。后来在种种因缘际会之下,一统天下,但是仍然还延续着多年以前的恶习。刘邦在朝堂之上对大臣们,动不动就满嘴脏话,举止轻浮随便,而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一帮功臣们,也都举止粗豪,闹得不成体统。好在刘邦知错能改,后来由叔孙通制定朝仪,这样朝廷之上才算有了规矩。据说刘邦第一次按照朝仪上朝之时,听见群臣山呼万岁,顿时龙颜大悦,由衷地说道:今日方知当皇帝的滋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不少为身为君王者,不知对大臣礼敬为何物,尤其是明朝。那时身为大臣很可怜,朱元璋当政时,就杀了不少宰相。在金銮殿上,可以为了一点点小错误,有时根本就没什么事情,只是今天皇帝心情不好,那就会不管年龄大小,官职高低,下令当众扒了某位大臣的裤子打屁股,称之为廷杖。当时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大明朝廷上居然还有这等事情,大为诧异,觉得非常不可理解。
中国历代,从先秦到汉唐再到宋朝,基本上还是做到了“敬大臣”的,但是到了明清,君权被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那对大臣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敬了。
在“敬大臣也”之后的第五经,是“体群臣也”。不仅对大臣,也就是朝中重臣要敬重,对一般的群臣也要体谅。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部门,有那么多的职务,有那么多的干部,如何去体谅那些勤于工作的干部们?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各项决策可以得到良好地贯彻和执行?这些,正是每一个国君,或者说每一个领导人都必须仔细考虑的事情。这就需要他们具备“体群臣”这样的素质,对所以的下属都要怀有这样的仁爱之心。
第六经是“子庶民也”。大家在看古装剧时,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句话:皇后要为天下母仪。什么意思?就是说皇后乃普天下老百姓的母亲,因此就要有天人母亲的这样一种仪范。那么皇帝呢,当然就是普天下老百姓的父亲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上的庶民、庶子,都是晚辈。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就是一个大家长,就是全中国这一家的家长。可能不少人都看过包公案、狄仁杰断案,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案子一旦涉及到民生的疾苦,一般来说皇上都会非常重视。身为皇上,对朝堂上的群臣可以百般苛责,但是对老百姓,大都还是采取怀柔政策。
其实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大部分时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人还是比较勤政为民的,但是往下呢,就一级一级地开始打折扣了。“子庶民”是四书五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治国原则。身为国君,对自己的臣民,特别是作为社会基础的老百姓,对他们必须要有仁爱之心,必须要把老百姓当成自己家里的儿子、儿孙一样看待。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
孟子曾说:“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荀子在《王制》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这些话中所蕴含的道理,身为国君的哪个不懂呢?唐太宗李世民就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时时警示自己。如何才能料理好舟和水的关系?那就一定要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样才能有一种亲切感。否则皇帝是皇帝,老百姓是老百姓,两者之间彼此漠不相干,甚至站在了不能相容的对立面,那这样的国家还如何去料理?
以前我们也常说,人民解放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要强调军民鱼水情。在古代,国君和老百姓之间也同样要讲鱼水情。中国这几千年里,忠君思想非常牢固,哪怕到了1912年,清朝宣统皇帝宣告退位,革命热潮高涨的时候,普通老百姓们却觉得皇帝不存在了,就如同天都要垮了!有不少遗老遗少们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甚至还有人以身为清王朝殉国。
总之,“子庶民”的思想在中国这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其实是非常牢固的,就是现在,只要一说起祖国,大家都比喻为母亲,那种爱国之心还是会油然而起。实际上,这也是“子庶民”思想的一种演变。
欢迎加盟华夏文化圈
我们看接下来的第七经,“来百工也”。这在以前的宪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到了现在,则更是如此。现在讲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繁荣,那就需要很多各方面的高级人才。百工,不仅仅只是工匠,同时也相当于现在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们。在古代,百工主要是指各行各业优秀的技术人员。社会要想得到良好地发展,就需要不断吸纳和培养更多的优秀技术人员。
第八经,“柔远人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心胸都是非常的博大,对自己的文化也感到非常的自豪。远在春秋时期,身为华夏民族的一员是值得骄傲的。那时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均为化外之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基本上没有文字。古代的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松赞干布以前的藏族地区也基本上没有文字。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处南蛮之地,主要也是接受的周文化才发展起来。但是在楚以南,也就是长江以南,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字存在,除了吴越之地因一些历史原因,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外,其它如闽、粤等地,就没有文字可考。既然没有文字,也就基本谈不上什么文化。因此,那时候的四方之地,都只有接收中原之地的华夏文化的熏陶。
那时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只要是认同并接受华夏文明,华夏民族都抱着欢迎的态度。这种欢迎就是怀柔,也就是“柔远人也”。对这些化外之民,要采取关爱的态度,并教化他们,并且欢迎他们进入华夏文化圈,而不能采用强暴的手段来对待他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采取亲和、团结的政策来对待少数民族,对待那些文化和经济上比较落后的民族。总之,要有博大的仁爱之心。
任何一个想使自己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想使自己领袖世界的国家,也都必须要有这种“柔远人”的胸襟。柔远人,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华民族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那以前,只有我们中国去柔远人,还没有谁可以来柔我们。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感觉到自己落后于欧美,于是也就谈不上什么“柔远人”了,反而是欧美在考虑如何“柔远人”的问题。但是,只要是中国人,肯定就应该不甘于这种状况,就应该要奋发,一方面科学技术水平、经济水平等要向世界先进国家看齐,甚至超越他们;另一方面,还要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重新整理并振兴起来。
第九经是“怀诸侯也”。这一点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诸侯并起,主要是春秋时期的现象,身为周天子,对四方诸侯就要采取怀柔的政策。周武王一统天下后,以周室王朝为核心分封了八百诸侯,这些诸侯就像周天子的儿女一样,拱卫着周朝王室。
那时谈不上什么中央集权,这都是到了秦始皇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并将天子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谁都不能与其抗衡。但是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的周天子和各路诸侯之间,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上下级的、家庭式的、比较温馨的地方自治关系。这样的关系,正是因为怀柔的政策才得以实现的,并非后来集权意义上的君臣关系。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君臣观念,在春秋以前基本上就找不到。这都是到了秦始皇搞君权制以后才形成的,特别是明、清两代,显得特别严重。如果孔夫子看到了这样的现象,肯定会被吓一跳!要是孟夫子看到明、清皇帝是如此作为,肯定也要跳起来指责一番。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你一跳出来,那脑袋就要落地了。
中国政治哲学的出发点
古时候的“怀诸侯”政策,有点像现在的地方自治,但大家都要服从中央,要尊王攘夷。在这样的模式下,周朝历经了八百年之久,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虽然到了春秋以后,周室东迁,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天下的局面、社会的局面、国家的局面都陷入了一团糟,但是至少在孔夫子时期,周室崇高的王权地位还没有受到什么直接地挑战。
春秋时赵、魏、韩三家分晋,三国要想取得诸侯的地位,还必须要得到周室王朝的承认和册封,才能被列为诸侯。齐国原本是姜太公的封国,后来被田氏一族篡位,也同样是经过周天子的册封,才得到了诸侯的地位。虽然也有楚、吴、越等国自封为王,但并没有受到其它诸侯们以及周室的认可。所谓“公、侯、伯、子、男”,在《春秋》中,楚国的国君被称之为楚子,即子爵,其他如齐桓公是侯爵,能够称之为公的就只有宋国。一直到了战国时期,周室的王权地位才开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魏惠王称王之前,周天子的王权还比较稳固,但是魏惠王之后,各诸侯便纷纷称王,于是开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了。这时的周天子也就很可怜了,既不能号令天下,自己也沦为一个小国,还时不时地看各个诸侯的脸色行事,最后被秦轻而易举地灭了。
从上述的程序来看,“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理路非常清晰,尤其是最后的“怀诸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方自治,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时代。当时在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口在数百年里翻了几番。虽然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杀了那么多的人,但是全国人口仍然有两千多万,放在当时的全世界来看,中国都是各个方面遥遥领先的人口大国。这与当时的地方自治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秦始皇之后,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大一统政策。这个学说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但最早在孔子做《春秋》时就已经提到了。整个中国在这两千多年里,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大一统的思想。即使发展到了今天,不管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在这个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怀诸侯”就成了必须认真对待和考虑的事情。
现在国家有三十几个省市直辖市,怎样使每个地方都繁荣起来?怎样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达到平衡?怎样使中央和地方都得到发展?以前有句老话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那么,如何通过相应的措施,才能“放而不乱,统而不死”,让彼此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正是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那就需要在“怀诸侯”上实现和谐,同样与九经中的其它八条也分不开。作为一个领导者,要修身,要尊贤,要亲亲,要敬大臣,要体群臣,要子庶民,要来百工,要柔远人,要怀诸侯。这九条真是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在这九个方面的全方位实践能力和运作能力,才可能高瞻远瞩,迎接未来的挑战。
对九经的进一步阐述
我们来看下面对九经的进一步阐述。“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修身则道立”,这里的道是指什么道?就是为人之道、为君之道、为臣之道,这个道是社会的公理。为人之道说起来简单,但是要做起来却不容易,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圣人,都是一介凡夫,身上的弱点、缺点、毛病很多。这些弱点、缺点和毛病严重干扰了我们的精神,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形成了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障碍。因此,我们要想把为人之道做好,就必须过好修身这一关。只有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么一套严谨的、关乎于身心性命的修养,才有可能谈得上“道立”。
“尊贤则不惑”,我们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个人的经验也总是有限的。如果自己面临着要料理一个大的群体,要处理一个大的场面,有那么多部门、那么多参与人员、那么多具体事情,怎么办?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那就需要有相应的人才来协助自己。这样,就必须要尊贤,只有做到了尊贤,才能站稳于复杂情势中而不被外界所惑。大家都比较熟悉魏徵对唐太宗的劝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用诸葛亮的话来说,就是“集众思,广忠益”,就是要把大家好的点子、好的思想、好的经验集中起来予以参考、选择、确定并推广。所以只有做到了尊贤,才能使自己处于不惑的状态。
“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不少人都料理不好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结果父母对你不满意,兄弟姐妹对你也不高兴,这要是放在古代,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父母如果对某位子女不满意,是可以到衙门告子女不孝,那可是很严重的罪行哦!放在一百多年前,要是哪个衙门接到有父母告子女不孝的状子,那肯定是先把这个不孝之子拘到衙门,也不着急打板子或者判刑,而是带上枷锁,跪在衙门口先示众三天再说。这三天的日子不好过啊!风吹日晒雨淋且不说,那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和唾骂卑视的滋味,就够你受了!这样一弄下来,恐怕这个不孝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但是现在不行了,人的脸皮厚了,也麻木了,有些子女对自己的父母拳脚相加,也没有谁出来指责了。更不要说兄弟姐妹,那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了。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兄弟姐妹?但是,我们也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这个“亲亲”还可以包括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左邻右舍的关系等等。你身处在这些关系之中,如果没有人对你指指点点,如果没有人说你的闲话,那总的还算不错的。
“敬大臣则不眩”,眩,我们看那些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的人,经常就会觉得头晕目眩,站也站不稳,一想问题心头就发慌。如果都这种状态了,怎么还能处理事情呢?不眩,那就要心头不犯迷糊,这就需要“敬大臣”。就是要有得力的人给你出谋划策,你才做得到诸事不眩啊!
刘阿斗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辅佐,他那个皇位恐怕早就坐不下去了。反之,如果能多有几个诸葛亮式的人物,那一统天下也不是什么奢望。刘邦能够打败强势的项羽,建立大汉王朝,也多亏了“兴汉三杰”,即萧何、张良和韩信的辅佐。唐太宗当政的时候,也一直都有一大批能臣干将在办事。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大治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君主比较贤明,更主要的是因为在那个时期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大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的大臣,人君才能明,这些身为国君者、身为领导者,才会少犯错误。
千万不要怕吃亏
“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体群臣,就是要多体恤下属,对下级要多加关爱。有一次和朋友喝茶,听到这样一个龙门阵,说是一位曾经当过州长助理兼秘书长的公务员下海办企业的事。他这个企业也怪,手上有着上千万的工程订单,有乙方前来合作,一不拿回扣,二不接收请客,还有这样不准那样不准,总之一切都严格照章、照合同办事。不仅仅在支付货款上及时到位,而且还要求并监督乙方及时将工人工资也要发放到位。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像他这样处理事情,乙方负责人肯定觉得这钱赚得舒服、保险,而且乙方下面的工作人员也会感到很满意,做起活路来肯定要认真得多,质量上肯定也会更有保证。
现在媒体上,时不时会报道某某地方又出了个“豆腐渣”工程。其实,国家对这些工程的拨款并没有少给,但就是因为工程被一包、二包、三包这样层层分包下去,本来数百万的工程项目,到了最终具体做事的人头上,可能就只有几十万,也许更少,那这个工程的质量还能好到哪里去呢?又怎么能不是豆腐渣工程呢?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体群臣!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它都是非常有用的,其关键就在于下面一句,“士之报礼重”。
中国有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死”。既然为人领导者都能够如此体群臣,能够如此看得起下属,能够如此照顾下属,下属又怎能不尽心尽力地为之服务呢?肯定是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事的。这就是“体群臣”自然而然所带来的因果关系。我们什么事不要怕别人对不起自己,而是要先想想,自己是否对得起别人?俗话说,会怪怪自己,不会怪才会怪别人嘛。所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修身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必须持之以恒。千万不要怕吃亏,吃亏才是福啊!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慢慢的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
“子庶民则百姓劝”,子庶民,如果能真正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来对待,那么老百姓们肯定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安守本分。西汉初期的几位皇帝,确实就是按照“子庶民”这样去作的。每年开春,皇帝先行祭拜天地,然后亲自到田间耕地,皇后和妃子们在后面播种;秋收的时候,皇帝亲自拿着镰刀割稻子,皇后和妃子们也不闲着。那时皇室不仅亲自参与农耕,还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如果某地受了灾,马上就派大臣前去赈灾,并且皇帝还要为之减食,比如本来一席是九个菜,就要去掉几个菜。总之君臣一体,与民同甘共苦。
身为一国之君,要有对社会疾苦的关爱之心。如果这种关爱之心比较细致和敏感,那么百姓就会安抚,国家就比较容易治理,社会就容易得到良好的发展,百姓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并提高。反之,如果这种关爱之心不敏感,甚至是视若无睹、麻木了,那社会就麻烦了。
打一场局部有限战争
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昏庸无能的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算得上其中之一。司马衷是个白痴,有一次大臣报告说,某地年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已无粮可吃,以至有不少人饿死了。司马衷听到后非常奇怪,便问道:没有粮吃,那为什么不吃肉丸子呢?你看,皇帝都当到这个份上了,国家怎么能不垮呢?于是就有贾后专权,并引起八王之乱。其后诸王相继擅政,他形同傀儡,最后被东海王毒死,西晋王朝也走向了衰败。所以,只要是真正的明君,如果听到老百姓吃不起饭,心头都会非常难受,以致茶饭不思。中国历史上还是有不少这样的皇帝。
现在国家政府也一直非常重视老百姓的问题,在很多场合中都强调,“三农”问题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国家还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学费全免的政策,当然还有其它一系列的政策,总之将老百姓的疾苦看得很重。如果不看重,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可为了,政权也就会很危险。只要身居上位者能够随时关注老百姓的困难,并且想方设法地减轻并解除老百姓的负担,那么这个国家肯定就有希望。
“子庶民则百姓劝”,只要在上位者能“子庶民”,那么老百姓肯定就会各守本份,并且勤奋做事,反之上位者如果残暴不仁,那么老百姓就会懈怠,甚至踏上铤而走险的反抗道路。
“来百工则财用足”,只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多了,那就表明各行各业都比较兴盛,进而意味着国家的税收就会有所增长。
在古代,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于收皇粮。春秋以前主要是井田制,将地以“井”字状划分为九份,中间的是公田,即国家的,周边是私田,即自留地。但是其中有这么一个问题,谁都愿意在自己的地上多花费一些精力,以至于公田的庄稼长得明显不如私田,后来改为赋税制。尽管如此,国家对于百工也不可忽视。所谓士农工商,如果没有工,青铜器如何出来?铁器如何处来?金银珠宝如何处来?还有各种建筑又如何出来?穿着的衣物鞋帽等又如何出来?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如果翻开《尚书》中的“禹贡”一篇,虽只有一千一百多字,却把中国主要的布局、山川形式、各地土特产、工商赋税等等,都浓缩于其中。再看《史记》的“货殖列传”等等文章,都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工商业兴盛的状况。有了工商业的兴盛,那么国家的税收就更有保障,甚至能大大的提高,进而国家的财用才不容易匮乏。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对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威胁,历朝历代也都深受其扰。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们以刀兵相见啊。一天到晚都是东征西讨,那是劳民伤财,再大的家业也会被拖垮的。
前一段时间央视热播的《雍正王朝》,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得好,“西线用兵,打的就是钱粮”。这可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粮,才敢用兵打仗。在中国历史上,在以汉族人为皇帝的年代里,汉武帝是主动出击,打了二三十年的匈奴,结果把国家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到了晚年他自己下了罪己诏,对以前的一意孤行表示了悔过。于是国家政策改弦易张,重新推行黄老之道,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唐太宗为了国家的稳定,也曾主动出击打突厥人。但是他见好就收,没有使国家的财力受到大的动摇,借用美国的话来说,唐太宗是“打了一场局部有限战争”。只是为了巩固了国防,稳定边境,威慑了有意犯我天威的北方游牧民族就可以了,没必要去“宜将剩勇追穷寇”,正是这样,才有了以后的贞观之治。
政治的象牙塔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从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到北宋每年用大量的金银绸缎来贿赂契丹人,从而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通过这一百多年的和平,使北宋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当时全世界遥遥领先。那时候的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李亚平先生的著作《帝国政界往事之大宋实录》,就能够感觉到虽然北宋、南宋在军事战略上很孱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比较清明,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虽然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屈辱虚假的和平,谁叫两宋在战略上技不如人呢?
北宋仁宗时期,是整个两宋期间各方面达到巅峰的时期。党项族首领元昊反宋称帝,建立西夏,宋仁宗派兵讨伐,虽然西夏不过现在宁夏、甘肃那么大点地方,各方面也远逊于北宋,但是北宋却连连损兵折将。最后宋仁宗不得不起用韩琦、范仲淹防守边境,才使得西夏暂时停止了进攻的步伐。劳民伤财且不说,至此宋人不敢轻易言兵,宁肯花钱买太平。其实在其它的朝代里面,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大都是采取的怀柔政策。
只要采取安抚政策,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可以感恩归顺,这一点在南方尤为明显。历史上对南方基本没有动用大的战争。从秦始皇派五十万人开南越以后,各朝各代的中央政权对岭南一带,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基本上没有动过几次刀兵,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化,使南方少数民族得以归顺。
现在的韩剧很流行,但是不管是《医道》还是《商道》,或者是《大长今》等,虽然剧情主要描写的是在朝鲜发生的事情,对应于中国,则正处于明朝年间,但是整个朝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活习俗等各个领域上,都无处不在显示我们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影响不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文化的影响来实现的,由此可见,“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从汉唐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都是四方来朝呢?就是因为“柔远人”的影响,才有了这种“四方归之”的结果。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怀诸侯这个事,事实上从西周分封天下,计有八百诸侯,到了东周末期,就只有十二个诸侯了。这一点,我们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后面所附的十二诸侯年表就可以得知。随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各诸侯相互之间不断吞并,最后就只剩下十二较大的诸侯。这里的“天下畏之”,可不是天下都怕你,这里主要还是立足于尊王,要将王室或者说中央政权的威信、威望立起来。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我们看《资治通鉴》,第一章就说赵、韩、魏三家分晋后,周威烈王承认他们为诸侯,这三家原本是晋的臣子,却被册封为侯,这下就乱了名份,周室天子的威望也失去了。从此,战国七雄的时代正式到来,周天子自己把自己贬到了与诸侯无异的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出,“怀诸侯”还是有着它自身严格的意义,而并非只是如字面理解那样,使天下人畏惧。说实话,山高皇帝远,那些偏远地区的究竟又有谁会畏惧谁呢?
关键的是政治格局不能随便改变。政治的象牙塔从天子、诸侯、卿大夫、乃至到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这样的次序是不能乱的。整个社会只有处于一种正常有序的状态,大家才会对这个社会结构怀有敬畏感。对这个“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怀有敬畏感,就不敢轻易乱动了。
要建立对秩序的尊崇
我们看唐朝的例子。在安史之乱以前,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个唐玄宗可是不得了,受尊号为“元圣文神武皇帝”,后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为唐明皇,权力和地位都被推到了极高的地位。天子号令一出,天下莫不遵从,谁敢违抗?但是安史之乱以后,皇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各地节度使纷纷坐大自立,对王命视若无睹,于是出现了“王命不出京畿”的怪现象。天子的号令、中央的文件,只在京城以及周边地区有效,出了京城百里,就如同废纸一般,没有人会买账了。
东汉末年也是如此。汉灵帝驾崩后,汉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想剪除太监以增强自己的势力,结果反被太监假传圣旨给杀了。之后袁绍又率军杀进洛阳,部分太监裹挟汉少帝仓皇逃出洛阳,其他太监则被袁绍杀得一干二净。没过多久,西凉董卓率领大军接管了京城,后改立少帝之弟刘协,是为献帝。然后各路诸侯又纷纷起义,并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因各路诸侯心怀鬼胎,义军失败。但过了几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董卓部下李傕、郭汜所逐。汉献帝趁乱与大臣们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中途幸被曹操接至许昌。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总之,天子在那时早已经失去了威信,各路诸侯豪杰乘势而起,纷纷坐大,整个国家失去了统一的政令,社会变得更加的动荡不安。
因此,“天下畏之”之说,必须建立在对中央政府,或者说对天子、对秩序的尊崇上。如果这个秩序、这个平衡一旦被破坏,那么国家肯定会变得不可收拾。
辛亥革命之前,哪怕是宣统皇帝,一张圣旨下来还是要管事的,还是能起作用的。鲁迅也说过嘛,在宣统年间,某个人被地方判了死刑,都还要先上报刑部商议,有时候没有一两年还批不下来。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废除了一个大皇帝,却冒来了几千个小皇帝来!什么还乡团团长也成了皇帝,今天想杀谁就杀谁,明天想要谁的命,谁就跑也跑不掉,反正视人命如草芥,随随便便就要了他人的性命。这就是因为离开了“怀诸侯天下畏之”的原则,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说国家要强盛、要稳定,前面所说的“九经”,是一样也离不开,每一条对国家的命脉,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