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
——梅桑榆访谈录
载《杂文选刊》（下）2010年第7期
1、盘点您这一代人的简历，在“职业”一栏，常常是“士农工商”俱全，甚或更丰，请谈谈您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吧。
我15岁读初二时，遭遇“文革”辍学，两年后下放务农，除了种地，还干过种种出苦力的临时工，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24岁招工进城。这九年间，几乎未读过什么书，在学校学到的一点文化，也大多还给了老师，几乎成了半文盲。
我在少年时代就好幻想，曾梦想成为这样那样的家，但这些梦想，后来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端上了铁饭碗，我又开始想入非非，做起“成名成家”梦。我先是梦想当书法家，业余苦练书法。1978年，我又迷上了文学，开始靠一本《新华字典》排除“拦路虎”，夜以继日，发愤读书。1980年开始学写小说，后因发表了若干作品，调到县广播电台当编辑兼记者，继而调到县文化局任创作员。1997年末，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个保持“人格之独立，精神之自由”的职业作家，提一台386电脑闯北京，曾应聘入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中国贫困地区》杂志社打工。但我中陶渊明的毒太深，打工期间，时常想起他老人家“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的壮举，五个月后，我便效仿陶公，辞了职，但我没有“归去来”，而是在北京开起了“文字作坊”，一直“营业”至今。
2、您曾描述自己“1988年涉笔杂文，1990年停‘杂’，近年（1995年以后）又充当一摇旗呐喊之小卒角色”，这一“始”一“停”一“归”的背后，有哪些内因与外因呢？
1988年，我还在做着当小说家的梦。我在写小说之余，闹着玩写了几篇千字文，投给本地区的《滁州报》，当时我并不知那些东西属于杂文，也没读过什么杂文。时任编辑的姬朝晖先生，笑称那些东西是“四不像”，说小说不像小说，说散文不像散文，说杂文又不像杂文，但他还是把那些文章发表在杂谈栏目里，并来信鼓励我，说我有写杂文的“天赋”，如用一半精力写杂文，在本地区能上一流。在他的鼓励下，我又炮制了几篇怪味千字文，后来《弄潮儿简历》获了奖，我才知道那些“四不像”，可以归入杂文名下。
1989年以后，杂文由盛转衰，稍尖锐的文章就发不出来，我便没了写杂文的兴趣。算起来，那段时间，我只写了20多篇杂文，主要在写其它体裁的东西，我以杂文为主业，应从1995年算起。我那时对杂文的认识比较肤浅，不知杂文这种体裁，可以包罗万象，题材非常广泛，并非仅限于抨击什么，也不只是“匕首投枪”。 我当时如有这种认识，不会停写杂文。
1994年，我的前妻因单位经常发不出工资，到上海打工，我带着读初中的孩子留守凤阳，无法再外出搜集资料写书，混到年底，甚觉空虚，无聊中想起自己还会写杂文的手艺，试写一篇，很快发表，便从1995年起再作冯妇，把杂文随笔当作主业，大写特写起来，千字文工作量小，易于成篇，一旦投入，常有灵感，作品不断，美其名曰“一发而不可收”。文章发得多了，有了一点影响，便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了为民众鼓与呼的方向性。有了这种责任感和方向性，视野也就随之开阔，写作的题材也广泛起来。而写作的目的，也就不仅限于发表作品，混点稿费，故自称“摇旗呐喊之小卒”。
3、说理是杂文的骨架，如何将文章写得丰腴，便是对作者功底的考验，这需要新颖的构思、形象的语言来支撑。您的很多作品，如《一字师》、《假大空先生传》，以及在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杯征文”获得二等奖《弄潮儿简历》等，都以巧妙的艺术构思、极强的形象性见长。很想了解是怎样的“热身运动”促成了如此精彩的“加分动作”呢？
我前面说到，我写杂文起初只是玩票性质，但我写小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发”，写杂文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并且以此作为闯北京的资本。我为了实现做小说家的梦想，在1988年前，已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小说诗词、法国与俄罗斯19世纪主要作家的大部分名著、现代派各种流派主要作家的一些作品，并且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同时因工作需要，研究过戏剧和电影，并写过一些剧本，有多个戏剧小品在安徽省戏剧小品大赛中获奖。广泛的阅读和大量的练笔，使我在后来的杂文创作中明显受益。总结起来，写小说和剧本的经历，使我的形象思维、归纳演绎、运用素材，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杂文虽然篇幅短小，但也可借鉴小说、戏剧的表现手法，高度概括地状写出一类人物、一种世相；通过一件小事或某人的一句话，发挥想象力，进行深入地开掘，进而展示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或心态。有时也可借鉴小说手法，在杂文中运用好的细节，使文章变得生动可信。你所列举的几篇文章，都是我有意无意中运用了小说手法，或是受小说的影响写成的。写杂文也需要想象力，柏杨先生说他写杂文需要举例时：有现成的例子，我就拿来，没有现成的例子，我就编一个（大意）。编一个，要有想象力，而通过一言一事展开联想，铺陈发挥，也要有想象力。你问我有过怎样的“热身运动”，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和练笔便是，但那哪里是什么“热身运动”，那是苦读猛写，不舍昼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十年磨一剑呀！
4、人常说“文无定法”，杂文尤其如此，无论是形式抑或内容皆可广采博取，您创作杂文十余年来，对于取材与形式有着怎样的体会？
活泼独特的形式，可以使文章变得新奇，可读性增强，但过于追求形式，则会使思想的表达受到影响，何况一个以杂文写作为主的作家，也没有很多的形式可玩。鲁迅早期的作品，形式多样，但后来也就走向单一。梁启超的文章，并无什么特别的形式，但其文汪洋恣肆，雄辩滔滔，气势磅礴，迄今无人能及。我早期的一些杂文被人称作“四不像”，正因为它们不像小说和散文，才被归于杂文一类。有些杂文素材，用独特的、合适的形式来表现，会独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但形式如同衣衫，须穿在合适的身体上，才会产生好的效果，把90后的衣服穿在老年人身上，则会让人感到滑稽，如果把杂文写得像小说，那就是小说而不是杂文了。形式活泼的杂文，素材与灵感多从生活中来，而靠新闻由头、靠诠释史籍写出的杂文，则很难有什么新颖的形式。因此我认为，往往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以形式来决定内容。比如时评、政论，其内容就决定了它形式的一成不变。
5、前面提到，在1988年，您以《弄潮儿简历》获得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杯征文”二等奖，这次征文可谓杂文史上的一次盛事，能否就您的切身经历谈谈，这次大赛给您带来了什么？您怎样看待其地位与意义？
我在这次征文中获奖，纯属意外，因为我当时只写过不到十篇千字文。一天，我在街头的宣传栏里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征文启事，好像有“不拘形式”之类的要求，我觉得《弄潮儿简历》一文形式独特，且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类型人物，便抄写一份，投往该报，不料竟发表、获奖了。这次征文发表的作品，都在文末注明作者单位，因此我收到了很多约稿信。借着这股东风，我后来又在《求是》、《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杂文。这次大赛，使我知道自己可以写杂文，后来再作冯妇，也是那一段经历给了我自信。这次大赛，由于舆论环境的宽松，而且参赛者不乏名家、大家，征文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杂文的表现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开拓，由于规格很高，影响很大，一些人在那次征文发表作品或获奖后，再接再厉，成了杂文家，壮大了杂文创作的队伍。不过20多年来，盛事难再，想来颇令人感慨。希望《杂文选刊》这次全国杂文大赛，能重现当年盛况。
6、您除出版《我得官心我怕谁》、《雅人的俗劲》等杂文集外，还著有多部历史与纪实著作，如《解剖帝王》、《中国历史的隐秘法则》等，而您的杂文创作也时常涉猎历史题材。研究历史对您的杂文创作有哪些影响，二者之间是否也有共通之处呢？
我对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东鳞西爪地读了一些史书，或是为写书专门研究过某一段历史和一些历史人物。我觉得，读史对杂文写作有很大的帮助。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换汤不换药，许多事件，都是历史的重演，当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能从历史上找到“原型”，当今种种社会弊端，都能从历史上找到根源，而衡久不变的体制塑造出的人性，两千年来，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若说有所不同，也只是有某些观念上的改变而已。基于这样的认知，我写作历史随笔或长篇著作，便有了一个原则，即以历史映照当代，写作所涉历史事件与人物，必与当代社会有着本质上的联系。
我觉得，读史可以增强杂文作者的分析判断和认知能力，并且可以激发写作的灵感。我写过不少历史随笔或叫杂文，其灵感都是在读史时产生的。此外，阅读史籍，可以汲取古文的营养，提高杂文的文字水平，使语言简洁凝练，文采得以增强。反之，将杂文笔法适当地运用于历史著作中，也可收到很好的效果，我的40多万字的《解剖帝王》与近30万字的《中国历史的隐秘法则》，都是历史批判的专著，我在书中运用了一些杂文笔法，有幽默调侃的描述，有尖锐辛辣的评论，有些片段，从书中摘出来，就是一篇历史随笔或是杂文，使得几十万字的历史著作，读起来不再枯燥沉闷。总之，我觉得多读史籍，对杂文写作大有好处。
2010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