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已去，但重庆依然对其重视。还没有着笔，重庆作协已高调宣布要写关于文强的打黑小说，剖析文强的堕落轨迹。

    如果这个写作不是为了常见的其他目的（如歌功颂德、强化“铁案”性质），就分析犯罪标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最该做这件事的，不是作协，而是犯罪学家、社会学家。

    近来社会矛盾加剧，冲突增多，犯罪率上升到了新的水平，因此不乏典型的犯罪标本。对这些标本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可以探究当前大部分犯罪的根源。

    如对大贪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受贿与滥用职权、缺乏权力制约监督密不可分；对湖南永州枪杀三法官案、连续出现的校园杀戮案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个人极端仇怨与社会正常运转机制失灵密切相关；对接二连三的矿难责任犯罪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与官商勾结、非法利益总是有连襟关系；对中学生犯罪率上升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与学生在寒暑假中失去制约、受不良现象影响有关；对韩国留学生涉财犯罪增多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与我国留学制度对留学生财力保障审查不严有关；近年来北京强奸案有所上升，对其研究可以发现多与被害女性自身不慎、网上交友、贪恋钱财有关，等等。甚至，国外对一些性犯罪者进行研究，发现与天生的体内激素有关，一般刑罚不管用，因而美国部分州、波兰、韩国纷纷通过法律，对性侵者实施化学阉割。

    遗憾的是，一方面，面对很多有用的犯罪标本，官方或者采取掩盖态度，以推卸可能应承担的责任，不让对其进行深度报道和深入研究；或者重视不足，以简单的、抽象的“仇视社会、报复社会”概括犯罪原因，不做细致的倒查根源和分析评估。这些有意无意的疏忽，导致不少恶性犯罪发生后，人都已经被迅速审判枪决了，犯罪真实原因还是没有搞清，责任还是不明。

    另一方面，研究者即使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提出了犯罪原因和解决方案，但其终究不是权力者，代替不了政治家们的决断。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很多研究者兴叹学问无用。象文强之类的“堕落轨迹、犯罪经历”，哪里用得着再做什么研究，无非还是个权力制约的问题、官僚体制亟待变革的问题。比文强地位更高的官员标本多了，已分析的深入骨髓，但还是没变。甚而，当年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案，也有《天问》之类的文学作品，大家读了就读了，长叹一声完事。没人相信重庆的作家们能把文强写得比《天问》还深入，还风靡。

    学问还是要做，对犯罪标本还是要争取多研究。纵然改变不了根源，至少能做局部的、技术上的犯罪防范，这对于社会，也是有些微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