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按：这些年，中国腐败日益猖獗，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地方官员，不管本地百姓感觉，只是百般讨好中央。这些地方官员所以可以这样做，很大原因是我们的省太大，一个省长就可以高高在上。假如我们把省区划得更小一些，这样会便于百姓监督省里的大官。当然，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步骤、一个方案就可以做到。但是，就同经济改革一样，方法成熟一个就实行一个，这样，就会逐渐摸到最重要的问题。

     记得80年代前期，邓小平曾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说，“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的确，回顾这30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特区及一系列开放城市的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极大。相比之下，省市自治区一行政单位，尽管拥有更广阔的区域、更多的人口，但其经济表现却不如特区及开放城市。

    省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这与现代经济的特点有关。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有关，因此现代经济说到底，是一种城市经济。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源自城市竞争力。日本高速增长时代，首都圈、阪神圈、名古屋圈等三大经济圈带动了整个日本经济。今天，中国经济也呈现这种状况，今天，中国GDP的近半数、出口半数以上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唐地区。

从经济发展看，大城市群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方向。据推算，中国东南沿海今后20年间，将出现数十个千万级人口的巨大城市。目前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急剧膨胀的城市群，却分别由不同省、市管理。现在，尽管相关省、市也有一些地方行政协调会议，但却缺乏更为权威的地方权威机构。因此，常常出现各地相互扯皮的情况。这种状态，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明显不利。

    我们知道，省制来自元代，原是一种临时性、便于外来统治者的行政区划。这种区划因其过于粗陋，无法适应历史上形成的各地人民方言、区域认同的文化需求，也未准确反映各省交通、商业活动的特点。

现在，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复杂、多种要求面前，省处于尴尬、被动的地位。中国很多省、市人口、面积都相当甚至超过欧洲的大国。在现代国家，幼儿园、学校、图书馆、上下水道建设都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工作，在这种要求下，政府离人民越近越好。但是现实问题是，省区面积太大，省政府与各省人民距离太远，无法满足地方人民对地方公益、社会福祉服务的要求。

    中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地方制度呢？首先，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分别以建立新省、直辖市、特区、特别行政区等方式，重新构筑中国行政区划。例如，深圳特区、海南省、重庆市等。缩小省区，便于地方自主管理。结果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正在朝合乎经济发展、传统以及文化的角度转变。那么，今后应该继续逐渐依照这个思路，合理缩小省区。

迄今为止中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很大程度是因为人民距离中央、省都太远，无法了解官员所作所为。中国未来的行政改革、政治改革，应从缩小省区、拉近地方人民与地方政府距离做起。此外，假如再辅以信息公开、民众选举等制度，缩短地方人民与地方官员距离，腐败狂潮似应可以得到扼制。

     今天，中国各经济区域经济活动超越省界，日益紧密。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沿海城市及部分内陆地区正在形成多个巨大城市群。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中国目前过于僵硬的省区划分，无法适应今天这种跨省区经济合作的要求。管理、管好这种超大城市群，是一个世界课题，当然，对中国行政当局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未来缩省问题，不宜一窝蜂，而应逐渐按照经济发展逻辑逐渐展开，成熟一个，建立一个。鉴于中国国情复杂、疆土广大，笔者认为不需要一刀切的行政区划，各地应该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渐改革地方制度。从长远看，多样性、具有弹性的灵活的地方制度比较适合中国国情。

假如中国依照地理、历史、方言以及经济联系等标准，逐渐把全国建成60至70个2000万左右人口的省、市，再以省、市带县，那么中国就比较容易管理。

    现实经济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超省行政机构。如何调整、适应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制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