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网站都转帖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6大矛盾和12大冲突，作为政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民中国政府在决策中遇到什么问题，但是，从这些问题的一一选对来看，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的立场在哪里，没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系或者说是政府的价值取向的锚，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识别就会忽悠国家和民族，产生错误的判断。

    在一切的矛盾和冲突都是被人的价值观所定义的，在一种价值观之下可能事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种价值观下，同样的一对事情就可能是对立的，因此，不管6大矛盾还是12大冲突，搞清楚我们的立场和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政府，是为中国国民的服务的还是对国民进行统治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离开了这个价值观什么问题的探讨就没有意义了。而一个政府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服务者还是统治者，往往是产生国家政策制定时官员思维混乱的根本原因或者是下意识。

    其次，经济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一个蛋糕原理，政府利益的组合在分配份额与蛋糕成长中有九种组合：蛋糕缩小份额增加、蛋糕缩小份额不变、蛋糕缩小份额减少，蛋糕不变份额减少、蛋糕不变份额不变、蛋糕不变份额增加，蛋糕增大份额减少、蛋糕增加份额不变、蛋糕增加份额增加。其中：蛋糕缩小份额增加、蛋糕不变份额增加就是增加国民税赋，很容易诱发革命，法国革命的原理就在于此；而另外一极是蛋糕缩小份额缩小、蛋糕不变份儿缩小、蛋糕增加份额缩小，无疑这个政府会被人民所称颂，同时也表明政府至少是经营有方才敢缩小自己蛋糕上的份额而不影响自己的施政。我看到所谓的6大矛盾和12大冲突其实很多都是关于份额-蛋糕变化的问题，如果僵化地认为要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国家在国民创造的财富分配中的份额的关系对立起来，我想这个政府的思维就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而没有动态的思维习惯，这个政府和官员至少在智商上是不能信任的。当然，决定这个事实的还有另一个蛋糕回报原理，这是说在既定的政府份额下，政府的支出与国民公共福利支出结构原理，这里就不说了，说了生气。

    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它维护的应该是中国的国民利益，中国经济的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全球博弈中要获得的是对中国人的最大化利益，所以，它有一个灵活处理的空间，但是在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该坚持原则，不能说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压了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这么说了，所以他们代表了世界主流就是对的，所以我们就要让步，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说的：主权是不能谈判的，同样我们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价值也是不容谈判的。我想这就是考虑问题的基点，你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会拿它的核心利益来与你谈判吗，它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去涉及它的核心利益更不要说谈判，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可以谈但是更关键的保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国家战力而不是软弱，浙江和山西资本在国内市场这么大的能耐折腾中国经济为什么国家不制造条件和国家支持将他们放出去到国际市场上折腾呢？

    在国家流动性管理问题上，我们央行的思维可能要变一变不能总是监管和政策层总是落在监管对象的后面。中国的流动性结构目前是非常复杂，中国市场上也有中国自己的游资，这个游资已经成长壮大到可以抗衡央行政策的力量之上，利率工具并不是万能钥匙，货币供应的收放也不是央行能够达到控制流动性的数量规模和流动性的结构的唯一渠道，在金融工具不断革命和金融思维与产业发展不断结合促进的今天，如果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末期的央行管理水平，当然就会出现货币紧缩没有打击该打击的对象反而误伤不该打击的产业和市场，将货币的收放与通胀预期、与企业经营环境、与汇率、与失业率挂钩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他们之间有着比央行思维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关联，这种关联完全能够有效地化解央行的货币政策并将央行的货币政策引向一条邪路，带来国民投资者的屡次心理挫折。美国从来是鼓励自己的游资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折腾，并提供宽松的监管环境和货币政策环境，而我们呢，是将山西的土煤主和浙江的富农资本锁在中国自己的市场内折磨自己的经济体，这就是中美央行管理水平、战略意识和民族觉悟的差别。

    思维的哲学在于承认矛盾存在的同时否定和化解矛盾的对立性而将事务作为矛盾的统一体进行辩证思维，并不是今天我们的大学问家归结6大矛盾和12冲突这样的就事论事，我看过今天6大矛盾和12大冲突，我觉得很悲哀，为我们的决策智囊和经济理论家们也为我们的总理大人而悲哀，如果我们大多数的政府官员思维真的是陷入这样的思维，那么我们的经济就完蛋了。

    我以为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是制度保障国民的居住为核心并放开和保护投资目的的市场化的第二套住宅并对过度投资的第三套以上住房进行面积累进制的征税制度，坚定的保障国民居住的基本条件同时放开房屋的投资需求并举，不能将居住保障与高楼价对立起来，一方面房地产不能成为经济支柱鸦片，我们的政府需要适当的戒瘾，另一方面在保障居住以后房地产市场化的炒作可以适度鼓励可以减少一点政府戒瘾的难度的同时保持其相对支柱位置，以税率控制房地产泡沫和社会总需求。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必须以美国付出相应的代价为前提，不能无偿变动汇率，汇率的汇率经济战争的胜负权在中国手上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害怕和心虚？构成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产业应该优于节能减排，例如当重化工业发展能够提高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时候，节能减排就应该让道，但是如何评估重化工业的地位却是需要官员的道德和公正，这确实是个挑战；提高国民收入的份额是必须的，但是不是从税率上直接让利，而是全国一体化地鼓励国民创业并给予一定的创业基金和信贷支持，扩大中心银行的创立以配套国民创业环境，因为低效率的经济将资本和信贷资源浪费还不如将它转化成国民创业风险资本，让国民通过创业的可能损失也好于让公权机构错误或者腐败决定的损失会更具有公平性和社会效率性；只有国民自己创业才能给国民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不能指望公共投资来保障国民就业，公共投资救助就业是暂时和短期效果的，只有国民普遍创业才能给自己提供普遍和张久的就业稳定，这是1980年代广东经济试验的最宝贵的经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政府就没有推广，鼓励全民创业才是解决目前中国诸多问题的综合有效的措施，对政府扩张赤字的压缩、对税收更有效率的减免并最大化减少减税带来的财政损失、对于国民收入通过市场进行自动的重新分配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社会成员都成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和服务机构的企业主时，它的宏观效果是社会收入的分配就会被市场化所驱动和收入被市场机制在社会成员中最为一种成果性资源而重新分配，减少目前的政府分配权也就减少政府的腐败机会，简化社会资源的垄断被集中。关于出口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出口立国政策，别人拦我们就想办法突破，国际贸易就是一种战争的和平形式，对于美国的反倾销我们应该有所反应，美国人是纸老虎，你弱他凶，你凶他就软，经历过50-70年代的中国人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很难理解我们现在的这些部长和首脑们都是当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到今天的地位的，怎么对美国和发达国家怎么就放弃了呢？难道真的只有内斗的本事吗？我们主张中国人有本事就到国际市场上去斗，别在内部斗祸害同胞。要建立行业研发中心帮助中国的科学研究与国民创业想结合，不断提高国民创业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先进性，普及高技术的流动市场和交易市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关系中，重要的不是分割比率，更重要的是将国家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和城市发展权应该归还给人大，行政长官无权自由支配和地方国家财政收入，行政首长在财政支出上只有执行人大财政支出计划的责任而没有规划和独立使用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的权力，我想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当行政长官失去了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独立自主权以后，中国地方和中央财政的很多矛盾就会出现制度性的改善，有些矛盾会自动消失，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讨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问题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