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来临
经历两年多金融危机的洗礼，全球经济走出最艰难的时期，开始步入全面复苏阶段。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同比增长3.2%，连续三季度实现增长，实现了复苏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日本今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1.2%，连续四个季度保持正增长，正式步入复苏轨道。作为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在今年上半年经济稳步向前推进，预计今明两年分别增长1.4%和1.6%。良好的宏观数据揭示出，目前全球经济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正式步入“后危机时代”。
救市政策“功成身退”
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和显著现象就是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措施，降低利率，注入流动性，重新激发经济活力，筑牢经济发展根基。例如，美国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高达7870亿美元；欧盟的经济刺激方案也超过2000亿欧元，其中税收减免为1700亿欧元；日本刺激计划是13.9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3%。客观来看，这些救市措施对降低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及时、有效且必要的。然而，作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救市政策在达到了预定效果和目的后，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行为，而是要在合适的时机退出。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来看，主要有三大类政策的退出考量，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部门援救举措。去年8至10月份，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央行相继加息，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刺激政策是否应退出的声音开始显现。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宣布提高贴现率25个基点，这是继中国央行一个月内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的又一次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做法标志着全球“中心国家”央行开始迈出清晰的刺激政策退出步伐。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不少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陆续到期，美联储刺激政策退出已在悄然进行。
退出不等于回到过去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退出绝不是退回到危机爆发前的状态和水平。分析近期以来各个国家在陆续退出相关政策时所采取的行为，可以明显看出其所展现出的几个特点：
第一，曝露出对目前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明显意图。5月18日，为了打击金融投机行为，德国财政部宣布禁止裸卖空以欧元计价公债、相关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以及德国10大金融机构股票的决定，此项举措将延续至明年3月31日。同一天，欧盟财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对另类投资基金，特别是对对冲基金实行监管的法律草案，欧盟金融监管进程正在加速推进。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将把监管触角伸到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清除导致危机的各种“系统性风险”。以后大至大金融机构的并购等各种运作，小至抵押贷款的发放、信用评级的制定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等，都将纳入监管范围。6月16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将改革目前由英国三家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职能将全部归属英格兰银行，将金融服务管理局变成央行的一个下属机构。如果得以执行，这将是英国政府13年来在金融监管方面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
第二，市场规则依旧是核心价值。6月16日，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发表声明称，“两房”因未能满足最低交易价标准，按照美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要求，将把各自的普通股和优先股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在金融危机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政府拒绝再次伸手救助，这预示着市场规则的力量开始显现。危机期间，虽然各国都适当强化了对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监管，但是通过美国政府的做法不难发现，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边界并未被打破，市场规则和秩序依然是“后危机时代”各发达经济体的核心价值所在。
第三，殊途亦能同归。由于危机中各国经济基本面不同，受危机的影响程度各异，因而在危机中推出的救市政策，在工具选择、救市力度、实施范围和效果上都有很大区别。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刺激，各国的经济表现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这就决定了各国在政策退出时不能按照一刀切的方式退出，而应体现出差异化、灵活性、顺序性和协调性。在国家来看，新兴经济体的退出要早于发达经济体，小国的退出要早于大国的退出。从不同救市政策来看，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要早于财政政策，临时性救援措施要早于货币政策。在这不同思路的指引下，各国救市政策进入集中的“毕业季”，虽然当前希腊等国债务危机阻碍了个别国家政策退出时间和速度，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救市政策全球性的集中退出已不可逆转。各国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政策退出“毕业季”结束后怎样给经济创造一个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