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在过去，人们用来分析复杂系统的百试不爽的方法是，用抽象的模型将现实世界简化，力求把握住最主要的矛盾。无论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莫过于此。经济学将个体假定为自私的理性人，他将在各类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整个经济系统，无非是自利的个体（居民、厂商与政府）在约束条件下动态博弈产生的均衡。“看不见的手”（市场）与“看得见的手”（政府）不断划分边界的斗争伴随着繁荣衰退的交替与危机的起落浮沉。政治学将国家定义为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国际体系的形成也无非是自利的国家在约束条件下动态博弈产生的均衡。无论是合纵连横，还是信任与背叛，都可以用清晰的利益之线来描摹，都能够用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来评判。

    问题在于，当今世界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在于，如果利用抽象简化的方式来看世界，就可能将最重要的信息和线索给抽象掉简化掉了。对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而言，最终被证明是最重要的信息和线索，往往是最初看来并不重要和并不起眼的。如此一个复杂的系统，传统的先将系统分解为组成部分、逐一理解组成部分、再最终加总起来还原为对系统整体的理解，这一套分析思路已经完全不管用了。用线性的方法来理解非线性的世界，无疑会南辕北辙。例如，世人通常将苏联帝国的轰然倒塌理解为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将苏联诱入了军备竞赛的不归路，是美国的和平演变为苏联社会注入了不安与叛逆的种子，殊不知，苏联崩溃最重要的根源，是苏联内部上层人士最终主动而决绝地放弃了这一威权主义的联盟体制。

    那么，在超复杂的时代之下，如果人们不能清晰而完整地认识世界，那么人们是否在外部冲击面前就只能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了呢？幸运的是，人与万物相比的最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人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而进行适时的调整。在承认我们不可能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之后，我们依然有能力实施动态调整。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就是一个明证。尽管这个免疫系统不知道未来的潜在威胁可能是什么，然而一旦人体遭受某种特定冲击，这个免疫系统就立即行动起来，迅速诊断冲击类型、调动全身资源来应对创伤或消灭病菌，最终使得人体能够安然渡过绝大多数外部不利冲击。人体最终之所以遭受病痛伤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免疫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

    事实上，在超复杂时代下的生存之道，就是构建类似于人体免疫系统的有机应对机制。这个机制应该调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使得每个成员能够主动参与到认识世界、适应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这个机制并不力求掌握关于整个世界的复杂信息，而是致力于形成一种自适应的、动态调整的文化与行动。这种具有强大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的组织，能够在复杂时代下获得自由的成长空间。无论是硅谷里红杉资本的风险投资家，还是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真主党游击队，都具有用整体眼光来看待复杂世界、用强大的自我适应能力来回应外部冲击、不能改善自身组织结构与行动计划的能力。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电影《地道战》中的一个场景，在成千上万的民兵从各种类型地道里挺身而出，向鬼子和伪军们发起神鬼莫测的进攻之时，一个画外音蓦然响起：“人民，只有人民！”

    以上这个如何在超复杂时代下寻找生存之道的故事，我想大概是乔舒亚·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的主旨。雷默是个牛人，年纪轻轻就成功游弋于新闻与政策咨询两界，提出了“北京共识”并将其成功兜售给国际社会。在这本书中，雷默大致想构建一个在超复杂时代下的新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国际关系理论不再以简化后的自利国家为分析基础，而是力图以国际关系表象下静水流深的、缓慢演变的各类关系为基础，这不是一个国家之间彼此算计的阴谋阳谋的世界，而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NGO、意识形态交织而成的动态复杂机制。

    尽管本书的主题可能有些艰深晦涩，但阅读本书却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在《时代》周刊担任记者的经历，给了雷默用轻松愉快的口吻讲故事、见微知著的写作方式与能力。贯穿在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繁离奇的经历、五花八门的研究之中的微言大义，更容易被信息时代的阅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当然，本书的翻译也值得一提。译者何帆博士近年来翻译了三本书，分别是《世界是平的》、《维基经济学》和《不可思议的年代》。他在挑选译作时一定经过了反复思考，这三本书事实上也形成了如何理解与应对当今时代的逻辑体系。他的翻译文笔优美、文气畅达，让曾经长期担任翻译枪手的我自叹不如。当然，这样的译作也是非常消耗体力与心力的。难怪何帆博士在用“每天一万字”的速度在春节期间刻苦劳作之后，发出了“今后再不翻译书了”的感慨。

    乔舒亚·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何帆译，湖南科技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