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平首富系列书）
近期比较受网友关注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黄光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金8亿,没收2亿,这个事件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民营企业界,民营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该如何把握自己和所建事业的命运,成为一个各界讨论的话题。6月2日和讯网独家连线到了财经作家、中国首富观察家张小平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和讯网:张老师的上一本书《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让广大读者对黄光裕的发家过程有了一个生动而详细的了解,而在之后的新书《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和《首富隆起——揭底中国顶尖财智阶层的生存怪圈》等书中，张老师延续了对中国富豪阶层的观察和思考,那么是怎样一个契机让张老师对这一阶层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张小平:我对中国富豪阶层的持续观察,缘于在《经济日报》和《英才》工作的经历。那些年,也正是富豪排行榜在中国开始受到社会强烈关注的时候。
2002年初春,作为财经记者的我采访到的第一个“大人物”,就是刚刚荣登“胡润百富榜”第二名的欧亚农业董事长杨斌。他请我们参观如欧洲皇宫般的公司总部、他派人领我们“考察”成片的高科技农业试验田、他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内对我们进行了一场高亢激昂的演讲、他把我们送进欧亚村成片的别墅之一体验居住。初入此道的我无力拒绝、无法分辨,被其表象所迷惑,回来后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扬稿,把他誉之为“农业报国的新生代华商”。
不料,这却成为一篇让我“蒙羞”的报道。半年后,即将走马上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杨斌,因为涉嫌“虚假出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经济犯罪活动于2002年11月27日被正式逮捕。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那些像我一样热衷追逐的商业财经记者和被追逐的富豪们开始意识到:各种富豪榜充满了陷阱,也因此有了“杀猪榜”的别称。通过此次教训,我对排行榜上的富豪们开始换上了审视、质疑的目光。
此后长达数年的商业记者生涯,我接着采访了很多排行榜上的富豪,也见证了诸多重大商业财经事件,其中既有马云的蒸蒸日上、李彦宏的“一夜暴富”、兰世立的一飞冲天,也有顾雏军被捕前流着眼泪的“最后告白”、刘虹在资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渊、黄光裕在原罪的泥潭中拼死的挣扎。
和讯网:为何在写完黄光裕“问题首富”后,转而去写刘永行、刘永好这样的“阳光首富”呢？毕竟,在中国写正面的人物往往有吹捧粉饰之嫌,不会吸引到很多关注。写这两本书,您的心态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或者说这种转变是缘于您的一种什么思考？
张小平: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日益彰显。在我做商业记者的十年中,中国的商界简直快变成一座“流星花园”了。略加梳理,我便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问题企业家”名单——杨斌、仰融、李经纬、万平、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郑俊怀、赵新先、顾雏军、黄宏生、龚家龙、魏东、黄光裕。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国企业家们也在转型,很多人物、很多事情都还在灰色、边缘地带衔枚激行。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家,大多只能称之为“月光富豪”,天生原罪的烙印让他们心理阴影丛生、还没做好见阳光的准备。
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仇富情绪弥漫的年代,对中国民营企业家尤其需要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通过类似黄光裕一样层出不穷的问题富豪,我们看到,其实有罪的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富豪本身,我觉得,更大的是社会的罪、体制的罪。在那些野蛮生长的年代,体制不完善、法律有欠缺,这导致了很多企业家都患上了原罪。但社会必须要进步和发展,“月光富豪”迟早都必须走到阳光中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敢保证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没有一点原罪问题,但相对而言,他们的企业这是比较健康稳健发展的。在看到过多的问题富豪后,我们更需要树立和鼓励一些正面的富豪形象,让中国民营企业家逐步挣脱原罪的束缚,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和讯网:在新书中,我们看到您把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称为是“走窄门”的中国企业家,以此来形容他们发展的艰难,而在《圣经》中,走窄门是通向天堂的,能够得到最后的荣耀,这或许是您的一个良好祈愿吧。而您也在书中提到了,像刘永行刘永好这样自觉回避“原罪”的企业家少之又少,而且很多湮没在了那些官场的权钱博弈中了,那您觉得他们恪守又能保全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张小平:“首富长青”的因素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条,我觉得是正确处理政商关系的问题。政商关系最主要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及和官员的关系。
先说和政府的关系。纵观刘氏兄弟企业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步,几乎都和政府在当时大的政策吻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号召,于是刘永行兄弟在1982年开始创业,带领一方乡亲走向了共同致富的道路。其后在“科技兴农”、“光彩事业”、“三农问题”等重大国家政策出台实施之际,刘永行兄弟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与带头者,甚至达到了亦步亦趋的境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刘永行兄弟所创办的希望集团自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这大大避免了政治方面的风险。
再说和政治家的关系。从希望集团创立至今,前来参观、视察的官员就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既有中央领导人、又有政府各部委官员、更有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刘永行兄弟带领乡亲们致富,让整个地方经济发展起来,这无疑极大地满足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正当欲望。很多企业家感到,在中国不行贿不可能办成事,但刘永行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任何一个官员,无论他是廉洁还是腐败,需要政绩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不那么廉洁的官员也同样有这样的需要,而且我看,不廉洁的官员升官的欲望更强烈,他们更需要你的企业为他的报表增加好看的数字。这样一来,不行贿等于是为你的企业加上了一根无形的鞭子,催着你不断拼命向前发展。中国民营企业要成为百年老店,这一条很重要。”这种犟脾气可能一时影响了当时企业的发展,但也避免了后患之忧。
和讯网:相信黄光裕的案件肯定给民营企业家阶层带来不小的震动,而现在舆论的观点是:企业政府更打五十大板,企业家自律意识不强,政府权力集中导致寻租也难辞其咎,甚至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大。所以民间的观点是:一个黄光裕倒下去,底下还潜伏着成千上万个黄光裕。土壤不换,是没办法希望树上结出好的果实来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小平:原罪一直是困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紧箍咒。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通过类似黄光裕一样层出不穷的问题富豪,我们看到,其实有罪的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富豪本身,我觉得,更大的是社会的罪、体制的罪。在那些野蛮生长的年代,体制不完善、法律有欠缺,这导致了很多企业家都患上了原罪。
最典型的原罪莫过于官商勾结,而官商勾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缘自于官员的腐败,比如主动索贿的行为。在《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当时的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准备从养鹌鹑转型到生产饲料,因此极需要一块土地来盖新厂房。他们的发展计划受到了当时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就是卡在了当地的县国土局手上。为什么了？因为那个县国土局领导曾经提出过索贿的要求,但被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拒绝了。在索贿没有得逞之后,那位领导恼羞成怒,坚决不给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建厂房的土地。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气之下,只得忍痛割爱,杀掉了当时价值几百万的鹌鹑,腾出地方来盖厂房。
20年后,这样的官员腐败行为在持续上演,而且还有变本加厉之势。比如前不久很多媒体报道的: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一位局长,因对当地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索贿不成,于是炮制了一起冤假错案,导致这位民营企业家被羁押长达3年,2000多万元资产化为乌有。
企业家们常常面临一种“囚徒困境”: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而选择行贿,也就种下了无穷祸根,从此踏上了一条“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来源：和讯/2010、6、2】 (责任编辑：马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