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作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宗教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封闭文化，一般不能改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所以就能根据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实际需要，修正、改进和发展。

 

修正、改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在中国大陆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一般情况下，为了保饭碗、保平安、保命，不愿意涉猎。本文，为了解释和说明中国大陆当前（主要是2010年上半年）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谈起，否则，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本质。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认为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对应的“劳动主义”，用“劳动主义”称呼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贴切。因为，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社会是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共产主义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生产力之后，全人类逐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观点，说：“首先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突破，一国建成共产主义”。才有了目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分裂了，其继承者俄罗斯，实际上在“叶利欣时代”，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普金时期”（尚无定论）还不知道走什么道路为好。中国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和劳动，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矛盾不可调和，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他老人家并没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怎么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终生都在为此探索、奋斗。马克思主义的这篇文章，要伴随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一直做下去，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脚踏实地地做，并一边实践一边研究——“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同时代的两大阶级，二者是相互依存关系，对谁革命，都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利，只有在斗争中求共识，在共识下解决矛盾，不搞零和游戏，做双赢、互惠式的妥协，才能既让“资本”有限度地盈利，又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和 “有尊严地生存”。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为大，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中，资本支配劳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是“劳动”为大，在社会主义社会雇佣劳动中，劳动支配资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同一时期两种（资本和劳动）竞争性社会制度，二者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是互相借鉴与竞争的关系，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且，这两种制度都是在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竞争。

 

基于这一观点，资本主义这一名称叫对了，社会主义这一名子，本质上应该是“劳动主义”。我们把“劳动主义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并把它定位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在列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下的产物，如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意，21世纪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人类社会，要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要么是“劳动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共产主义暂时（21世纪初）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实现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尤其是“劳动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国家，社会生产力还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国家，其社会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基本任务。

 

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认识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资本与劳动矛盾运动阶段，资本和劳动，都不能独立创造价值，二者相结合，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贡献。其目的就是发展和提高人类劳动生产力，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消费的需要。

 

目前所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矛盾。本质上是资本与劳动到底是谁起支配作用的矛盾。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中国为首的劳动主义社会，是竞争对手，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发展和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目前的状态是：劳动主义社会处于劣势。在这一意义上，“G2”在世界上的确存在，并能够很好地解释中美之间复杂的国家关系。

 

资本和劳动，是社会生产力的两大基本要素。二者的矛盾运动，在国家政治层面，是资本主义与劳动主义社会制度的选择；在社会经济层面，是资本支配劳动与劳动支配资本的社会制度选择；在微观企业（或产业组织）层面，是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的社会制度选择。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反映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本质。

 

1、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层面的体制规范之一，另一个体制规范就是所有制。二者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小平同志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基本生活消费品生产满足不了消费需要阶段的管理社会产品分配的手段，当社会生产力具备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要，生产力需要继续发展时，市场经济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因为它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计划经济是在特殊条件不得已的选择，它有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的缺限。

 

所有制，是资本支配劳动，还是劳动支配资本的社会制度。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有制是劳动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私有制，由个人和家庭、家族所有制，发展到股份分散的社会大众所有占主体的私有制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决定的，其背景与控股权本质没有变化。公有制，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所有制，发展到股份分散的社会大众和法人所有占主体的公有制形式，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决定的，但其背景与公有控股权不能变成个人、家庭或家族所有制为主体。否则，个人、家庭、家族等利益集团，就会干涉、干扰国家政治、宏观决策，即国家政治生活可能滑入寡头政治，俄罗斯在“叶利欣时期”就是寡头政治，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本质上就是寡头政治。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通过地区代表（议员）来限制寡头的利益表达。

 

劳动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区别，就是所有制区别；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就是寡头政治与人民代表政治的区别。

 

2、在国家政治层面，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市场、政府、制度、思想文化四者成递进保障调控机制。

 

市场经济本身上有缺限的，市场失灵，靠政府来弥补（凯恩斯主义）。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有政府的缺限，政府失灵，靠制度弥补。制度的品质和品性由国家最高权利机构决定。品质是技术层面的质量，品性是政治层面的质量。品质不高，制度就有缺限，品性不对，制度就有方向性问题。当制度也失灵时，社会就会失范。这时，思想文化在其中也能取到一定的纠正、纠偏作用，但社会表达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思想文化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发挥作用，其能量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国家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高度统一，表达机制完善畅通，思想文化才能在国家政治层面发挥到作用。

 

3、在微观企业（或产业组织）层面，市场经济反映在企业购销层面，也反映在企业管理方面，还反映在用人、工资待遇方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契约在企业是其核心内容。

 

企业购销层面以契约（订单、合同）为动作方式，维持企业经营。企业管理方面，也以契约为主体，维持企业运转。企业用人、工资待遇方面的制度，同样要通过契约形成机制，招聘、谈判解决。

 

契约的核心，就是订立契约双方，是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谈判订立，各自按契约履行合同、履行诺言、诚实守信过程。劳动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在微观层面，尤其要贯彻契约理念。

 

我国企业的契约运作模式，在经营上，基本实现了市场机制。在企业管理上，仍然延用管理者下达指令，被管理者无条件接受指令的模式，基本没有契约的内容，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微观层面的直接反应。劳动至上主义者，要把“资劳”之间“出钱使人给自己做事”的雇佣关系，改为契约关系。同时，在企业用人、工资待遇方面的制度，更要体现契约的力量，用工按合同，工资按谈判机制运作。但中国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劳动法》出台后，用工方面，相对有一定的进步，但工资谈判机制尚没有建立。这就是制度的缺失，制度缺失的前因，是政府失灵。

 

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足和失灵带来的。劳动与资本之间，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资本，劳动就成为空中楼阁，没劳动，资本就实现不了其价值。劳动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靠市场体制、所有制、政治保障系统和契约共同调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

 

制度和谐，表象上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的论述里，制度和谐的本质是国家立法机构和法规、制度本身的品质，以及贯彻实施的品质上。

 

国家立法机构的品质，主要反应在立法程、立法主体的品质；法规、制度本身的品质，主要体现在立法、制订主体的品质；贯彻实施的品质，主要落实在公务员系统的制约机制与品质。

 

文化和谐，主要是国家官员举荐、选拔、任用、考核、监督、退出机制的建立，与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确立、引导、示范与社会政策制订反应民意的程度三个方面。

 

1、官员选拔制度。

一是“上征下举”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这是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开始，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径，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

 

二是科举制度。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在中国，没有一项别的制度能象科举制度如此广泛、直接而又深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已经作为最重要的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制度之一，而人的问题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三是考试院以选拔官员。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三权分立，但考虑官员选拔的需要和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他创造了一个“五权分立”的权力架构——专门成立了一个考试院以选拔官员。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考试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职能，官吏的选拔也不是很规范。

 

四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的委任制。21世纪新的中共委任制，事实上演变成：高考＋公务员考试＋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党委任命＝官员。在任命制基础上，加进了诸多条件和程序，把具有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特质人才排挤掉，只选择智商和情商高的一类人才。

 

中国有史以来，官员的选拔都是走的“精英治国”之路，没有选举的传统，反应民意的程度低。官员的考核、监督、退出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

 

2、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确立、引导与示范。

基本道德价值观是社会的粘合剂。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也正在随着社会转型而变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社会转型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共同变迁转型的过程。道德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和主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个体的、还是社群的道德价值观，都反映着社会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变迁进行理性审视和科学引导，是深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促进整个社会转型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

 

当代中国道德价值观的特点和规律是：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主导性道德观的形成；从私德到公德，再到公德与私德的和而不同；从清析到混沌，再到道德标准的清析明确。国人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深藏着社会理想与个人信仰的追求，在转型期传统思维与现代生活矛盾交错，传统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依然是主要的国民道德特征，和谐社会是党和人民永恒不懈的追求。

 

不可否认的是，佛、道、儒等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观念，在新中国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强势抑制，加上市场竞争机制的普遍实行，贫富差距拉大，以经济结构改变为代表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控制相对放松，前所未有影响着社会方方面面。普通大众中，大部分人口尤如被从坚实的大地抛向颠簸的大海一般，人们掌握的一切陆地上的规范仿佛全都失了效，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准则日渐式微，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金钱、利欲使人们迷失方向。主流媒体的正面引导被腐败官员的逆示范效应抵消，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现状并不乐观。

 

3、社会政策制订反应民意的程度。

由计划经济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社会政策变化比较大。农村由大集体变成“包产到户”，再到劳动力按比较效益规律自由流动，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地市级以下原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几乎倒闭干净，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普遍下岗分流，城市用工制度的市场化变革，促使“农民工”反而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

 

大学生就业市场化，年均几百万毕业学生，融入洪水般的农民工队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外资企业的涌入，中国大地俨然成为“世界工厂”。 把大量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劳动群众，置于资本的强势生产体系之中。长期处于低工资、低人权状态下的重体力劳动为国积攒着政府收入、外汇储备和企业利润，加上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改革，劳动收入低、生活成本上升，新加入的劳动大军又都是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挫折磨砺的“80后”、“90后”的青年，憧憬和追求人生幸福目标与实现的残酷程度形成强烈的反差，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前途渺茫。

 

普通劳动者，既得不到社会保障政策的最终保护，劳动者没有基本的社会尊严，看到的体面人群，要么是官员，要么是资本经营者、所有者，初涉人世的青年身边没有亲人、没有组织可以依靠、社会没有表达渠道。心中的苦闷无处发泄，生存压力与情感发泄没有任何条件，全由个人主观、理性调整与消化。哪些有一点现代意识和“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意识的青年必然会奋起反抗，哪些性格内向、不善交流或承受不了人生挫折的青年，自杀就成了他们彻底解决问题的选择。

 

关键是市场化过程中，所有社会政策的变更与实施，没有一项征求过普通民众的意见，也没有经历社会的广泛讨论，普通民众都是被动地接受。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上述政策实施后，社会早就乱成一团，政府更迭也不知道会有多少次。之所以，中国社会还比较稳定，是因为，得益于劳动民众的忍耐力强，也得益于2000多年的封建意识制约，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体制的健全。

 

中国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实行劳动至上的“劳动主义”（即目前所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尤为重要，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  

上述理论分析与社会探索，就是作者关于2010年上半年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理论上解释不了的问题的回答，也作为广东省汪洋书记在广东省召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上所作重要讲话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