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突出了三个显著的特点：“强调文化属于人民，强调文化重在建设，强调改革创新”。《纲要》明确了：文化的归属关系，文化建设成功的手段和取得成功的关键。“文化属于人民”，这并不是一句官场的套话，现在正在全国开展文化体制“事转企”改革，正是这一属性的具体体现。

    “我们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点我们早在建国前就已经确定。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问题时，则往往认为“文化就是政府的文化”，或者说就是“官员的文化”，因此政府就成了文化优劣的判断者、文化的监督者。因此，常常当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文化现象出现的时候，政府往往就成为文化的阻碍者、控制者、过滤者、阉割者。

    这并不是在于政府的“先进性”程度不高的问题。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出现任何一种观念都是不奇怪的。

    但是，一旦观念的“持有者”拥有着掌握资源和控制能力、并且没有一个法治可以规制的时候，官员或者叫“政府”按照自己个人的观念，来对“属于人民”文化进行自认为有道理的干预，则使这种观念成为了文化的障碍。比如在当今的重庆，就因为其领导人对文革文化比较热衷，而利用他掌握的权力，在重庆“提倡”（在权力者来说，“提倡”也和他们的所谓“意见”一样，其实也就是“命令”）全面唱文革歌曲（他们叫“红歌”），这本身就是把公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权力，随意介入本来应是由“属于人民”的文化权利的干预。

    观念的不同，价值判断的差异，只要由掌权者掌握，就规定必须唱这种歌，而不准唱那种歌——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官员）认为那种歌“不健康”，而“我”这种歌曲可以“提神醒气”、“提精气神”。掌握权者对文化干预的原因，其实与鬼迷心窍的“神汉”无异。

    如果在改革之初，当大多数人受到文革流毒很深、关闭国门数十年的当时，广东的政府和官员也参与打击跳舞和“靡靡之音”的传播，三十年后的广东文化的繁荣都是无法想象的。

    让政府归于政府，让文化归于文化，把属于人民的文化还给人民，这就是政府的新定位。

    要真正落实“文化属于人民”，就必须抓好政府之于文化的重新定位：那就是政府只是“属于人民”的文化的服务者、价值判断的中立者、秩序的维护者、文化的建设者和创新的实践者。在文化面前，政府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不同，也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找到政府的新定位，就在于给文化“松绑”。不给官员以“公权私用”的机会，使他想 “过滤”和“清洗”文化的企图和冲动，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
 

（节选自本人近期一篇论文）